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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这是个贪小便宜的人，对付这种人很简单。我承认事成后送他一件呢子大衣，每套还送他五分钱的回扣作介绍费，他当然高兴得很。于是我当时就带着王晓兰同他一道去左轮街军需部，很快讲好了这一笔生意，并签订了一个合同。合同认定半月交货，到期不交货，多一天罚一百元，如果我们十天拿不到工钱，也要他按货款付息。我当时就打了一个主意：先把这笔生意接下来再说，即或到期交不了货，一天罚一百元，十天罚一千，我们光工钱就是五万元，有他罚的。

一转身，我就把这个消息带回了山上，说蒋介石要增兵了，要小心。

工人们听说又有了大批的活路，都高兴得不得了。我计算了一下，要八十部缝纫机日夜不停地打，可以提前完成任务，但我们只有十五部机子，还要到外面去找纫缝机子找人。陈树安说：“没有关系，人、缝纫机由我负责，业德厂可恶，到他厂里去拉。”

我当然同意，心想给奸商一点颜色看看也好。

第二天，陈树安就去对业德厂的人说，我们打衬衣短裤每套工资三角，可是你们打军服每套才两角。他们工人就罢工，要求每套军服工资增加到四角。业德厂的经理当然不同意，可是他们厂里的缝纫机多数都是工人自带去的，第二天就扯了六七十部缝纫机子出来到我们社里。我们把工人配好，一部机子三个人白日黑夜地打，裁剪的、锁眼的、缝扣子的也跟着加班。一时间，楼上楼下街沿边都安满了机器，又临时租下了隔壁的一间茶铺，机器还是放不下，只好叫有的工人拿回家去做。每天晚上，我喊来十多起卖汤元卖担担面的，叫工人们尽管吃，吃了我付钱。

业德厂的工人都面面相觑：“陈老板你这样大方，还赚不赚钱了？”

我说：“钱还是要赚的，不过少赚点。大家这样看得起我，我不能让大家饿着肚子赶活路，只要到时候按质按量交货就行。”

业德厂的工人走了这么多，他们厂的活路做不了，只好停下来。经理来找我扯皮，要我去吃茶评理。

我说：“吃茶？吃官司也不怕，脚是长在工人身上的，他们爱到哪里就到哪里，你要哪个，你自己去喊，喊回去。”

业德厂的工人们，平时就恨他刻薄，见他来扯皮，就在大街上一阵地起哄，把他哄走了。

业德厂是当时重庆缝纫行中的大厂，败在我这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女流手里，哪里输得下这口气，于是就邀约全城六十几家服装店来要挟我，要我加入同业公会，不入公会不准我营业。

我说：“入不入会是我的自由，你们看不顺眼就去告我。”

那经理一咬牙，就用高价来收卖陈树安和几个最得力的工人，可是陈树安知道他的德性，抱着双手说：：“我们在你那里受够了气，现在才伸起腰。我们的陈老板好得很，我们在这里不要钱也干。你把洋钱堆齐脑门心，我们也不得来。”

业德的经理没有办法，又勾结保长来抓我店里的工人当壮丁，我把保长臭骂了一顿轰出去。

俗话说，同行生嫉妒。城里几家大厂见我这人软硬不吃，照样搞得热火朝天的，就阴阴阳阳地放出了不少言语。有的说：“这女人这么有本事，二天我们开个大公司，聘她作交际部主任，给她五百元钱一个月。”还有的人说：“哪有地皮都没踩热就来挖墙角抢饭碗的？任她这样八面威风地闹下去，我们大家还吃不吃饭了？”

我要抓紧时间赚钱，没工夫理睬这些流言，当面听见就骂他一顿，背后说就装着没听见。仅仅十天，我们就把货打完了，军需部派人来验收，用卡车把货拖走后，才说到成都去拿钱。这不明明是想敲诈吗？当时我就对那个军需官说：“原先交涉的是在重庆交货交钱，你拿不拿？不拿就告你，告到最高法院。”

那个军官阴阳怪气地说：“看不出你这个女裁缝，还这么歪呢。”

我气极了，往桌子上拍了一巴掌：“你看不起裁缝是不是？裁缝不做衣服，你打光条条！早晓得做官这样歪，我也要去做官，不但光宗耀祖，还可以随便估吃霸赊！”

那家伙的脸一下就红了。工人们都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哄着闹着叫他交钱，说不交钱就不准他走。我指着他说：“你认定法院管不了你是不是？那我们就一道去找刘湘，找贺国光，他们总管得了你了吧？”

那家伙还是不干，我就跑去找他们的邵处长，扬言只要少了一分钱的工钱，不但他拿不到回扣，还要把这事的前前后后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