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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己”①,就想起中国一向怎样教育儿童来。
现在自然是各式各样的教科书,但在村塾里也还有《三字经》和《百家姓》②。清朝末年,有些人读的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神童诗》③,夸着“读书人”的光荣;有些人读的是“混沌初开,乾坤始奠,轻清者上浮而为天,重浊者下凝而为地”的《幼学琼林》④,教着做古文的滥调。再上去我可不知道了,但听说,唐末宋初用过《太公家教》⑤,久已失传,后来才从敦煌石窟中发现,而在汉朝,是读《急就篇》⑥之类的。
就是所谓“教科书”,在近三十年中,真不知变化了多少。忽而这么说,忽而那么说,今天是这样的宗旨,明天又是那样的主张,不加“教育”则已,一加“教育”,就从学校里造成了许多矛盾冲突的人,而且因为旧的社会关系,一面也还是“混沌初开,乾坤始奠”的老古董。
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虽然他也许不过是一条虫)下⑦。
《自由谈》的投稿者,常有博古通今的人,我以为对于这工作,是很有胜任者在的。不知亦有有意于此者乎?现在提出这问题,盖亦知易行难,遂只得空口说白话,而望垦辟于健者也。
八月十四日。
(原刊1933年8月18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
①“孔乙己”鲁迅小说《孔乙己》中的人物。1933年8月14日《申报·自由谈》发表陈子展的文章《再谈孔乙己》,其中对旧时儿童描红册上“上大人,丘(孔)乙己,代三千,七十士”等语作了考证和诠释。
②《三字经》和《百家姓》旧时书塾给幼童用的开蒙课本。前者据传南宋王应麟撰,后者不著撰人,一般认为是宋人所作。
③《神童诗》相传北宋汪洙作,旧时儿童蒙学读本。
④《幼学琼林》清代程允升撰。原名《幼学须知》,后经邹圣脉增补,改名《幼学琼林》。该书杂集自然、社会、历史、伦理等方面的知识典故,编为骈语,可为儿童诵记。
⑤《太公家教》撰者不详,旧时蒙学读本。此书唐宋时颇流行,后失传。清光绪末年在敦煌石窟中发现抄本,由罗振玉编入影印的《鸣沙石室古佚书》。
⑥《急就篇》一名《急就章》,西汉史游撰。该书大抵按姓名、衣服、饮食、器用等分类编成韵语,多为七字句,以教儿童识字。因首句有“急就”二字,故名《急就篇》。
⑦其功德,当不在禹下唐代韩愈《与孟尚书书》:“愈尝推尊孟氏(按:指孟子),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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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翻译辩护
今年是围剿翻译的年头。
或曰“硬译”,或曰“乱译”,或曰“听说现在有许多翻译家……翻开第一行就译,对于原作的理解,更无从谈起”,所以令人看得“不知所云”。①
这种现象,在翻译界确是不少的,那病根就在“抢先”。中国人原是喜欢“抢先”的人民,上落电车,买火车票,寄挂号信,都愿意是一到便是第一个。翻译者当然也逃不出这例子的。而书店和读者,实在也没有容纳同一原本的两种译本的雅量和物力,只要已有一种译稿,别一译本就没有书店肯接收出版了,据说是已经有了,怕再没有人要买。
举一个例在这里:现在已经成了古典的达尔文②的《物种由来》,日本有两种翻译本,先出的一种颇多错误,后出的一本是好的。中国只有一种马君武③博士的翻译,而他所根据的却是日本的坏译本,实有另译的必要。然而那里还会有书店肯出版呢?除非译者同时是富翁,他来自己印。不过如果是富翁,他就去打算盘,再也不来弄什么翻译了。
还有一层,是中国的流行,实在也过去得太快,一种学问或文艺介绍进中国来,多则一年,少则半年,大抵就烟消火灭。靠翻译为生的翻译家,如果精心作意,推敲起来,则到他脱稿时,社会上早已无人过问。中国大嚷过托尔斯泰,屠格纳夫,后来又大嚷过辛克莱,但他们的选集却一部也没有。去年虽然还有以郭沫若先生的盛名,幸而出版的《战争与和平》,但恐怕仍不足以挽回读书和出版界的惰气,势必至于读者也厌倦,译者也厌倦,出版者也厌倦,归根结蒂是不会完结的。
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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