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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层社会的交往，特别是与优伶的过从甚密的描写，对众多剧本、唱词的描写，应来源于洪昇此段生活。

第三次“家难”是“聚演”《长生殿》罹祸，终生功名无望，遗恨无穷。康熙二十八年（1689），洪昇遭遇了人生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八月中秋后的一天，洪昇在家中会集士人名流，演唱自己的得意之作《长生殿》。当时以明珠、余国柱为首的“北党”和以徐乾学、高士奇为首的“南党”之间，“党争”十分激烈。洪昇因与高士奇谊属同乡，年龄相同，交往较多。故而明珠党人借口太皇太后和佟皇后的丧期未满，“国丧”期间“聚演”戏曲而弹劾洪昇。康熙帝对太皇太后和佟皇后确实一往情深，一怒之下，捕其下狱，革除其国子监生籍，彻底阻断了洪昇的仕进之路。同时因看戏受到牵连的还有朱典、赵执信、查慎行、翁世庸等五十余人。其中翁世庸是首任台湾太守，“真真国女孩子”的诗，很可能是洪昇从他那里听来的。时人感叹赵执信说：“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用到洪昇身上也是贴切的。这次事件不应视为一次“文字狱”，因为康熙帝本人也十分欣赏《长生殿》，曾亲自观演并自定“赏格”二十两纹银，是天下皆知的事情。纯粹是因为触犯了“国丧”大忌，并为“党争”所利用，应属咎由自取。因而此事件并未影响到洪昇的创作生涯，反而由于绝了功名之念，创作更潜心了。

这次事件，应是洪昇创作《红楼梦》的根本动机所在。另外，在清朝的科举史上，洪家以前也遭受过严重打击：顺治十四年十一月江南主考方猷、副主考钱开宗，被给事中阴应节参奏，告发其科场作弊。结果二人被“正法”即被砍了脑袋，妻子家产被籍没入官。这就是著名的清初三大案中的“科场案”。“科场案”中的倒霉鬼副主考钱开宗，正是洪昇的“表丈”。《红楼梦》中的那块“顽石”，寓意实在是太深刻了：“石”能“言”的原因是“有恨”，这是古典文学所熟悉的“通典”。《红楼梦》作者用此典的目的，不外是说明我有“补天”之意，也有“补天”之才能，但却遭到了“革去功名”断绝仕途的下场，岂能无恨？这也是洪昇借书中主人公贾宝玉之口，大骂“明珠党”人为“禄蠹”、“国贼”的原因所在。

红学界的好多学者都有一种迷惘，那就是林黛玉的众多诗作基调过于悲凉了。虽然父母早逝，孤身一人，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但上有“老祖宗”的疼爱，下有众姐妹的呵护，更有贾宝玉形影不离心心相印的爱情，何至于小小年纪，就时不时赋出一首撕心裂肺般的诗作，表达出一种凄楚、怨恨、悲凉、无奈且无助无告的复杂心情？大观园里边虽然不尽是歌舞升平的景象，也有许多勾心斗角的小动作，但敢于公然欺负林黛玉的主子或奴才还没有，何至于让她产生出“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那样悲愤的感觉？如果我们把林黛玉在大观园中的心情，看作是洪昇夫妇“家难”后寄人篱下时的心情，把林黛玉的诗作，看作是洪昇夫妇表达愤懑无奈心情的诗作，这一点就迎刃而解了。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的生活原型是洪昇的爱妻黄蕙，实际上，洪昇在宝钗、黛玉身上，也寄托着自己的影子。书中的主人公名字叫宝玉，而宝钗名字的头和黛玉名字的尾，合起来恰是宝玉，剩下的钗黛二字，又恰是古代对妇女的泛称。夫妻一体嘛，用这样的创作手段来表达作者自己同时也是作者妻子兼有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书中林黛玉的形象，创作的成分居多，这一点在红学界是有共识的。林黛玉身上，更多折射着作者自己的影子，从“弃父”进京、寄养“外家”这个基本事实看，就是洪昇自己的经历。此时已是洪昇婚后，夫妻一起寄人篱下，写在女方身上，亦无不可，所以，书中从“判词”到内容，都是用“二宝”、“二玉”合传的方式写的，给人一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感觉。《红楼梦》的创作手法本来就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嘛！综观书中的诗词韵文，洪昇都表达了哪些内心的隐秘呢？

《石头记》系统——贾宝玉、凤姐的故事（7）

１。洪昇对自己被逐出家庭耿耿于怀，不时流露愤懑无奈之心情。书中第七十八回贾宝玉杜撰的《芙蓉诔》，红学界一般认为是明诔晴雯，实诔黛玉，这是不错的。问题是黛玉身上寄托着作者自己的身影，所以亦应看作是对自己不幸遭遇的诔文。诔文中叙述了自己因遭谗言而与家庭反目的原因：“花原自怯，岂奈狂飚；柳本多愁，何禁骤雨，偶遭蛊趸之谗，遂抱膏肓之疚”，“诼谣溪诟，出自屏帏，荆棘蓬榛，蔓延户牍。岂招尤则替，实攘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