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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次佩服郑国人的“幽默”，诗人把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男女打情骂俏的语言，写入诗来，不着痕迹地“刺”了一个公子忽。你娶的那是什么人呀，自以为娶到了“子都”，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玩童”。但从诗的字句中来看，这哪有公子忽的影子呀。我想公子忽听到这样一首诗，心里也发作不得，不过他可能听不到了。但是当时人和后来人听了都不免会心一笑。这也是有心栽花、无心插柳的一种手段，要批评或讽刺一个人，没必要直接点名道姓，相反，我通过表扬另一个人，即可达到完全相同的效果。现代读《诗经》的人，不妨也这么一想，就释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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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乱世中君子的可贵（1）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

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郑风·风雨

中国文化之所以不同于西方，就在于在很早的时候，或者说就在中国人刚刚开始步入人文时代，他们的思维就把大自然的许多自然现象赋予了哲学的意义，如《周易》的八卦都是来自于大自然给人的启示。直到现在，这样一种高超的思维能力都让人惊叹不已。《诗经》时代正处于这样一个思维阶段。也就是说，《周易》的思维方式与《诗经》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

《周易》中的风雨雷电，显然不能当作一般的风雨雷电去看的。如《周易》中的小畜卦，是象征女子婚姻不顺的，其卦辞便是“密云不雨”，也就是未达到阴阳和谐之境。

这种思维方式就是联想思维。它源自古代一种交感巫术原理。就是说，凡是相似的事物都能互相感应，凡是相似的行为都能产生同样的效果。从这种相似律出发，人们相信只要通过模仿就能实现任何目的。《诗经》时代的诗乐舞主要的目的和用途就在于祭祀、宴飨，通过诗乐舞这种模仿达到人与神交通、获得神的赐福。

《诗经》就产生于这样一个时代。随着春秋人文精神的进一步上升，人的地位开始与鬼神的地位并列，人们对鬼神的崇拜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敬鬼神、尽人事的观念得以确立。但是这种思维模式仍然起着主导地位。因而，在周礼中，诗乐舞的主要用途逐渐表现在尽人事方面了。反映在《诗经》中，风雅颂有了明晰的分工，雅颂仍然用于祭祀和宴飨，风则用于人事。

《诗经》时代的人事就是政治，就是礼制。

明白了这一点，再来读《诗经》，就有理由相信，《诗经》时代的诗人不可能单纯地歌唱男女之间的相思、“爱情”。男女夫妇作为人伦之始，一开始就被纳入了礼制范围。但这种礼制又发乎人情，也就是从人的日常情感、情理出发，以节为度、以合乎人文为标准。周礼并非后人想像的那样是不讲人情、不讲人性的。相反，它处处考虑到了人情人性。因为制定周礼者，其本人也要受到周礼的约束，即便是天子也不例外。

这种制度完不完美我们不去说它，任何一种制度都存在有破坏者。当一种制度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文化之后，人们的一切行为自然会以这种文化为尺度，合者褒之，不合者贬之。也就是汉初说诗者所谓的“美刺”。

后人极为反感汉代人的“美刺”说，其实，这种美刺说恰恰合乎《诗经》时代作诗以及后来赋诗用诗的初衷。《左传》所载种种用诗引诗的记载，尽管是断章取义，但取义的目的都在于委婉地表达用诗者的情志，即借诗言志，或褒扬别人、或委婉地陈述自己的感受。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见诗旨之深。后人不喜欢孔子，这是每个人的自由。但作为春秋时期一位自觉的人文知识分子，孔子并非后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面目可憎的保守派。至少他这样说，反映了《诗》的本来面貌。

而后人读《诗》，敢于抛弃一切，只取《诗》的字面意义，因而，读起来无非男欢女爱，再加以一些后人想像之词，这样一部诗集自然喜欢读的人就多了。但遗憾的是，《诗经》也因此成了一部没有多大价值的歌谣了。

“诗亡而后春秋作”，想一想孔子说这句话时的沉重感，也就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了吧。《诗经》标志着一个时代，而《诗经》创作的结束，也就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三千年后，我们重新踏入《诗经》现场，谁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