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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与道（5）

是该如袁崇焕那样死忠到底，还是像吴三桂那样三姓家奴；是像侯朝宗那样要风流不要名节、识时务者为俊杰，还是如李香君那般不仅忠于爱情更忠于民族。他们的心思正是当时天下人的心思、正是当时那么多默默无名的其他人的心思。

还有明朝那些汉族遗臣，他们是继续忠于南明的福王朱由崧，还是投降到满清的怀抱呢？老主子还在，就是远点，在南边，南明的福王。新主子近，在跟前，但是是外族，大清八旗。到底忠于谁才好呢？

如果说儒家也有这样的教导：一旦臣子换了主子，就必须对新的主子忠诚，那么这样的忠诚也不会持久，因为还可以再换，不断地换，一天换仨，可以忠诚三次呢。那个时候的人实在很苦恼啊！

当一个旧体制行将崩溃、一个新王朝即将诞生，当一个末代君王还在高举忠字旗而臣下各怀心思，当一个民族没落而被另一个民族征服，当传统的道德价值面临几百年一次的新轮回……

到底，“忠”为何物？

儒家虽然给出了忠于天下和忠君的大致道德轮廓，却没给出更加细致的机理，导致出现了相当多的矛盾与死结。

如：

本民族与外族的不同，

民族与天下的不同，

国与国之间的更不同，

而国与天下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儒家和儒学是土生土长的汉族货色，主张与推崇的也是所谓的民族英雄。如岳飞之抗金，文天祥的伶仃洋之叹。他们都是忠于大汉民族的，都是在抵御外族入侵中丹心照得了汗青。这里，就有一个比忠君更大的概念，忠于民族。但是，是否投降外族就是汉奸呢？金占领了北宋的北方，元统治了南宋的疆域，那些还在这北方与南方土地上生存、生活的汉人是不是都是汉奸了呢，是不是都该以死相拼、誓死捍卫民族尊严呢？

这又回到了我曾在《汉语的双重人格》中里所说的，既然有杀身成仁，也就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可见，儒家的价值体系并非是绝对的，或者说，并不是汉族人安身立命的唯一。如果一个民族的人都拼光了，那还谈得上什么忠于民族呢？连民族本身都灭掉了。

于是，在元灭宋之后，大量的汉人入蒙古的大帐里成了朝臣，并也自命要忠于朝廷。到了清朝，更是如此。但汉人始终以蒙、满为异族，也是事实。忠君，自有儒家体系的移植。不忠，也可有儒家的观念在。反清复明，就是要把忠于民族的大义举起来。也正因为如此，元朝才很快亡掉了。于是后来的清，就更加注重弘扬汉族文化，树立儒家伦理，试图把自己的异族特色减到最小。

从明到清，就可见忠于民族不一定是忠于天下。

当王朝更替时，忠于民族及忠于民族之主（皇帝）的意识就特别强烈。清兵在南方屠城的时候，也是反抗尤为激烈的时候，也是忠字旗飘扬得最高的时候。

有些人因此成了英雄，有些人因此成了变节者，有些人因此郁闷无助，有些人因此应用了“汉语的双重人格说”……

到局势稳定之时，到剃发留辫之时，到康熙坐在太和殿之时，忠的对象已经发生了逆转。该忠的不是明，而是清。忠的对象依然是皇帝，只是姓氏变了，只是民族成分变了，只是做派变了。清依然可以把儒家的那套观念拿来使唤，却不必管这样的转变里到底有怎样的玄机。

一个不该忠的对象成了要求被忠的人，一个以策反别人为手段的人成了要求他人忠诚的人。忠，竟然变得如此实用起来。

一、儒与道（6）

这时候，“忠于天下”就出现了。何谓天下，天下又是谁的天下，忠于天下的标准是什么，天下兴亡时匹夫的责任又是怎样的。当明清交替之际，汉人就应当以挽救明抵御清为己任，等到了清，似乎又该以平息反清叛乱为要义。所谓的为了天下太平，无非两种情况，一是无价值标准地忠于现任统治者——清，二是推翻现任统治的清声称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忠于天下的标准其实是相当模糊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电影《英雄》最后一段无名没有杀掉秦始皇而找的借口被人诟病的原因。

至于国与国之间的忠与不忠，就更耐人寻味了。

其实大清在推翻明王朝之前，已经是一个小型的国家了。但满族之于汉族，还是和日本之于中国不同。毕竟以汉族为主的明朝也曾统治、融合过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