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凛然地说：“我们天天和人民接近，是防不胜防的。现在中国人很好过吗？我自问无负于党，无负于国，无负于人，倘要暗杀，只好由他吧。革命党人说到牺牲，原是不成问题的。”他为国民革命，早已置生死于不顾了。

廖仲恺被刺的当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立即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为应付廖仲恺被刺后的紧急局面，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指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负责稳定政局和查清案件。

25日，国民政府又决定组成由朱培德任主席，陈树人、甘乃光、周恩来、岳森、吴铁城、陈李木、李福林、陈公博等8人任委员的“廖案检察委员会”，具体负责查办此案。

此事到底为谁所为最后也没有查清，因为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弄清事情真相实属不易。在广州城中的中共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等人表示：共产党人认为廖仲恺被害是国民党右派有计划的阴谋，是两党合作的一个重大损失。周恩来在廖仲恺被害的当天即赶到医院探望，并发表了《勿忘党仇》的纪念文章，强烈谴责反革命势力和国民党右派的卑鄙行为。

时任黄埔军校第3团党代表的包惠僧在回忆录中说：案发当天他在中央党部大楼遇见胡汉民，“他很不自然地同我打招呼，并问黄埔军校入伍生情况，我看他的面色从不自然中流露出惭愧的样子，我也很勉强地答应了他的几句话就走开了。我当时想，这个家伙是廖案的主犯，假若我是广州卫戌司令，就马上把他逮捕起来，还怕不水落石出吗？”

当然，这是包惠僧的个人观点。但不管胡汉民是否涉及案件，胡已成为案件的中心人物，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国民党内经过新一轮的权力调整，如何处理和认定案件已成为国民党内左、右派之间的斗争。

孙中山逝世，国民革命顿失中枢，在国民党内即形成三大派系，右派为胡汉民、张继、邹鲁、谢持、许崇智等人；中派为蒋介石及手下一批将领如何应钦等人；左派为廖仲恺、孙科、汪精卫、徐谦等人。三派之间一直在明争暗斗，廖案发生后，中派保持中立，左派和右派，汪精卫、胡汉民之间，已成水火不相容之势。

要论胡、汪两人关系之亲密，在国民党上层还不多见。两人是同乡、同学，一同去日本留学，一同投入革命党人活动之中，这之后二人一起在革命党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在国民党改组开始后，胡、汪与廖仲恺等人一起被孙中山指定为改组具体执行人。在对待国共合作问题上，汪先是反对，但很快转为左派；胡先是中立，但很快转为右派。在国民党“一大”上，胡、汪当选为第一、二号中央执行委员，由孙中山的助手而正式成为中央领导核心成员，大权在握，两人的协作也到了结束的时候。

打破这一平衡的是孙中山。孙中山北上后任命胡为代理大元帅主持全面工作，这对权欲极强的汪来说无疑是一大刺激。孙中山逝世，代理大元帅自然成为接班人，汪难于服气。二人相比，从理论上说，胡要强于汪，胡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和五权分立的思想有独到的研究；从实践上说，胡要多于汪，20多年来，胡一直在孙中山身边，协助处理党政军务；从品德上说，胡要好于汪，胡正经认真，敢于直言，汪则表里不一，心术不正；从性格上讲，胡不同于汪，胡死板，汪活泼，胡稳重，汪轻浮；从外表上看，胡文质彬彬，弱不禁风，汪则风度翩翩，神采飞扬；从驾驭权力所需要的权术、魄力、风度上说，胡不如汪，汪有余胡则不足……汪以政治上的善变，表现出奇特的适应性。孙中山逝世后，汪急忙赶回广州，使出浑身解数在各种公开场合极力表明自己从来都是三大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和执行者，是国民党内关于国共合作的先知先觉者。他的进步面目、革命假相，居然瞒过了革命阵营内部的各界人士，包括苏联顾问和中共的领袖们。在组织国民政府时，人们把选择的焦点自然集中在汪的身上，于是他以左派面目出任国府常委、国府主席，又兼国民党军委主席，42岁的汪可谓显赫一时，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而原为代理大元帅的胡汉民则以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身份兼国府常委、外交部长，第一个回合汪精卫占上风。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赶走胡汉民（2）

胡汉民对被夺权降职一事本未鸣冤叫屈，更没有在行动上进行反击。廖仲恺被害，胡汉民本人并没有涉案，从争权夺利的角度出发，他也不会去谋刺廖仲恺，因为廖在党内的地位当时还没威胁到胡汉民，如果真要刺杀，他应该去谋刺汪精卫，因为汪才是他的挑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