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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原打算借助西南军阀的武力，来进行革命斗争，保卫民主政治，然而，这些军阀多是一些具有强烈地方性的封建军事集团，他们从来不尊重民意，不遵守法律，心目中并没有“约法”和国会，他们只是为了保住各自的地盘，才打起“护法”的旗帜，企图利用孙中山做幌子，借以增大其“自主”的声势，便于向北京政府讨价还价，达到割据一方的目的。他们一开始就离心离德，多方相互掣肘。孙中山名为军政府大元帅，实际上军政大权操于桂系之手，军政府有“政府”而无“军”，既无地盘，又无实力，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孙中山的政治、军事、经济主张都无法实现，命令不能出府门，最高领导机关实际上成了一个空架子。

1918年春，身为军政府元帅的陆荣廷、唐继尧等西南军阀为和北京政府实行妥协，暗中加紧推翻孙中山和军政府的活动。4月10日，在桂系军僚陆荣廷和在政治上拥护北洋军阀统治的政团之一政学系政客的收买、操纵下，国会非常会议第17次会议通过了改组军政府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决定取消大元帅一长制，改为总裁会议制，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陆荣廷、岑春煊7人为总裁，并以政学系头子岑春煊为主席，进一步剥夺了孙中山的职权，使他无法立足。孙中山愤恨桂系军阀的跋扈，而本身又无力反击，于是被迫于5月4日向国会非常会议提出辞去大元帅职务的呈文。5月21日，他怀着“时变亟矣”、“国将不国”的沉重心情，黯然离开了广州再到上海。孙中山的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了！

孙中山回到上海后，先住在环龙路（今南昌路）63号，两个多月后迁到由华侨集资购赠他的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住宅。这时，孙中山同北方军阀决裂了，同南方军阀也分道了，他目睹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大大小小的军阀混战不已，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他看到黄浦江面上横行无阻的是帝国主义各国的军舰和轮船；马路上耀武扬威的是帝国主义各国的军队和警察；矗立着的许多高楼大厦都是帝国主义各国或军阀们的商行；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门口竖立着的是一块“中国人、狗和自行车不准入内”的帝国主义污辱中国人民的牌子……面对着此情此景，孙中山忧心如焚，心里实在有说不出的痛苦。他一生追求的是救国真理，要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要使国家富强，要使人民大众幸福，但是该怎样实现这个理想，如今应该怎么办呢？应该依靠什么人？走什么样的道路呢？他一时无从回答，他感到苦闷，孤独，“孑然无助”，一筹莫展，意志消沉，对“外方纷纭，殊不过问”，完全陷入了苦闷和绝望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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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芙乐尔号的炮声（1）

在中国护法战争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已从欧洲蔓延到亚洲、非洲和美洲，先后共有33个国家分别加入两大军事集团。这场大战，死伤3000余万人，全球经济损失达3000多亿美元，给参战国人民造成了沉重灾难。

属协约国军事集团的俄国，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是最薄弱的一环，它仍保留着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工业化的程度远远不如英、法、美、德等国。早在1905年1月即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前几个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下，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了，虽然没有推翻俄国沙皇，但产生了具有国会性质的资产阶级的“杜马”。当时属第二国际领导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因在对待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社会主义革命等诸多问题上观点不同形成了孟什维克（多数派）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少数派）。

到了1917年，战争已使俄国疲惫不堪，俄国一步步地走向灾难的深渊，物价飞涨，粮食供应日趋紧张，沙皇宫廷内部动荡不安，社会躁动，人心思变。俄国首都彼得堡“首都社会安全和秩序保卫局”在1月19日的一份报告中说：“已经不正常的政治状况在日益变得更为的不正常和紧张，整个社会都在渴求摆脱这种状态的出路。”

2月18日，一场连续几天的暴风雪导致了俄国尼古拉铁路运行的中断，彼得堡的粮食供应断绝。工人罢工、街头抗议在迅猛发展。在瞬息万变的局势中，彼得堡最大的企业——普梯洛夫工厂的约三万名工人在布尔什维克的鼓动下###，并宣布总罢工。19日，俄国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亲自去彼得堡郊区的沙皇村向尼古拉二世报告局势，并警告说，如果沙皇解散杜马，革命必将爆发，那时“革命将推翻你，你也将不再能称王称帝”。尼古拉二世却傲慢地回答说：“那就求上帝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