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第2/4 页)

中山处于革命征途的危难时刻，积极地帮助孙中山工作，把整理文件、处理函电、提供资料以及许多繁重的日常工作都担负起来，并且完成得很出色。孙中山对她非常信赖，把全部机要的通信密码都交给她保管，还将部分对外联络工作让她承担，在革命的战斗工作中，两人甚为契合。通过频繁的工作接触，宋庆龄进一步受到了孙中山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的感召和熏陶，他们在患难中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进而彼此相爱。他们坚定不移地排除了来自家庭、社会和亲友等的阻挠，终于1915年10月举行了结婚礼。　。。

反袁“护法”战争（2）

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结合最初似乎只是建立起一个家庭，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个家庭无论对孙中山或对宋庆龄的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当孙中山艰难地在日本开展反袁斗争时，袁世凯在国内大力加强他的独裁统治。1914年5月，他明目张胆地废除了《临时约法》，颁布了一部新的“约法”，进一步把自己变成了终身大总统。但他的野心还不满足，一心想做“天子”，过过皇帝的生活，梦想恢复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中华大地千秋万代都是他袁氏的天下。这时民国建立已经三年多了，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袁世凯不是傻瓜，他心里非常清楚，他要公开复辟帝制，让历史开倒车，绝非易事。他知晓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思想政治理论基础是孔子学说，要为复辟帝制开路，必须抬出孔子。于是在他的授意下，全国掀起一股尊孔的逆流，他还亲率文武百官钻进文庙，窜到天坛，吹吹打打，祭天祀孔，演出了丑态百出的“尊孔”闹剧。接着他指使他的党徒千方百计捏造所谓拥护帝制的“民意”，组织“筹安会”和各色“请愿团”，导演了“国民代表大会”举行国体投票的丑剧，还拉了一帮人接连给他上什么“请愿书”和“推戴书”。正当他紧锣密鼓得意洋洋闹腾复辟帝制的闹剧时，世界上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在巴尔干半岛塞尔维亚首都萨拉热窝遭刺身亡，7月28日，奥对塞宣战，随后，德国、土耳其、保加利亚等国参战，与奥结成同盟国，与此同时，法、美、俄、英等国先后参战，结为协约国，仅3个月，奥塞冲突发展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很快由欧洲漫延到亚洲。1914年8月，日本趁英、美等国忙于欧洲战事无暇东顾的时机，以对德宣战为名出兵中国山东，攻占青岛并控制了胶济铁路，取代了德国从清政府获得的在山东的特殊地位。一心想当中国皇帝的袁世凯很希望西方列强支持和帮助他在中国恢复帝制，但英、美各国驻北京公使出于他们本国的利益考虑明确表态不予支持，于是袁世凯只好乞求日本政府。日本自15世纪以来就有侵占整个中国的野心，于是趁机于1915年1月令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当面向袁世凯提出签订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换取日本政府对袁世凯在中国复辟帝制的支持。“二十一条”全文共五号，前四号包括把德国在山东所掠夺的权力移让给日本，增加日本在山东的新权利，授予日本在南满洲和东蒙古的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把中国独办的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予第三国等条款。第五号所列款项是日本政府要求攫取统治中国的政治、财政、警察、军事的大权并欲攫取湖北、江西和广东之间的重要铁路建筑权。袁世凯急于当皇帝，急于取得日本的支持，即派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与日本代表秘密谈判。5月7日，穷凶极恶的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限定48小时内答复，否则一切后果由袁世凯政府承担。5月9日，袁世凯为了一己私念，不惜大量出卖国家主权，除条款第五号的一部分内容“容日后协商”外，公然同意日本政府的要求，并令当时负责与日本谈判的外交总长陆征祥执行签字。

“二十一条”签字的消息传出，全国震惊，陆征祥为国人所痛骂，皆指他为卖国贼，这位风光一时的外交总长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对于这一点陆征祥早有预知，他在签完字后即说道：“我签字即是签了我的死案。”

1915年12月12日，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袁世凯悍然称帝，他恬不知耻地说什么“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接着，他便在北京居仁堂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大封群臣，把北洋将领都封以公、侯、伯、子、男等爵位，改总统府为“新华宫”，把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又刻了五颗金印，做了两件龙袍，将封建的卿大夫、士的等级制度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