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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去纽约，妈妈，我想到爸爸去世的地方去。”虽然被吓了一跳，但是我很理解他的想法。

莫和萨克拥抱了我们就走了，然后我和朱利安到楼上的卧室去给小野洋子打电话。我们直接向她说明了想法，她同意让朱利安去，并且说会给他安排当天下午的飞机。我告诉他我很担心朱利安的状态，但是她明确地表示不欢迎我去。她说：“辛西娅，你可别把自己当成我的老同学啊。”这话很伤人，但我还是接受了：在约翰的公共哀悼会上，是没有我这个前妻的位置的。

几个小时以后，我的丈夫和我一起开车把朱利安送到了曼彻斯特机场。出来的时候，围在门口的记者发现了我们，但是当看到我们的脸时，都纷纷后退，让我们过去了。这令我很感动。两个小时的路程中大家都在沉默，几乎一句话也没有说。内心深深的痛楚吞噬着我，而我为了朱利安还必须收起伤痛去处理一些必要的事务，这一切弄得我心力交瘁。

在机场，我看着他被一个乘务员领上了飞机。我知道，坐在机舱里，他周围肯定到处都是正在看报纸的人们，而今天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就是对他父亲的死进行大肆渲染的文章。我真希望能和他一起去，陪在他的身边。就在要消失在机舱门口的那一刻，朱利安扭过头来冲我挥了挥手。他那么年轻而单薄瘦小，我的心也开始为不得不让他独自前往而疼了起来。

回到威尔士，大批的记者仍然堵在家门口，把整个小镇都塞满了。几年以后，当朱迪·芬尼根和她的丈夫理查德·梅德利一同出演电影《清晨》（This　Morning）的时候，她告诉我，那天早晨她也在围在我家门口的记者当中。“我能体会你当时的感受，”她说，“你看起来憔悴极了。”

当我的丈夫把一个伶牙俐齿的记者放进屋里来的时候，我非常生气。这个记者自称正在写一本关于约翰的书。后来，他出去以后，竟然宣称我接受了他的一个长长的采访，但是事实上我只和他说了几句话就打发他走了。我没有心情和状态接受任何采访。回到屋里，我拖着麻木虚弱的身体一下子倒在了床上。已经挤不出眼泪了，我努力让自己承受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

那天夜里，当我好不容易阖上眼的时候，一声可怕的巨响又把我惊醒了，就好像炸弹爆炸了一样。我立刻从床上跳了起来，顾不得换衣服，穿着睡衣就跑了出去，发现屋顶上的烟囱被大风刮倒砸穿了天花板，落到了朱利安在顶楼的房间里。很显然，刚刚不知道从哪儿刮了一阵疾风，似乎有点不祥。谢天谢地的是，我的朱利安不在那里。

第二天朱利安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他安全到达了，正在和小野洋子、肖恩还有很多其他人待在位于达科他大厦的公寓里。房子外面早就挤满了成百上千的人，但是屋子里面，肖恩还不知道父亲已经死了。在洋子觉得时机成熟可以告诉他之前，每个人都必须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朱利安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疲惫，他告诉我，是约翰的助手弗雷德·西曼到机场去接的他，并且对他非常好。听到有人在照顾我的儿子，我的一颗心才稍稍放下了一些。

在威尔士，生活还得继续。我们的酒吧不能关门，还得靠它来维持生计。而且在这个忙碌的时节，丈夫和安吉也不能缺少了我，所以我们只得照常营业。我每天继续打扫卫生、烧饭、招呼客人、照顾妈妈……麻木地做着一切，还常常走神。要想继续生活就必须收起悲痛，但是关于约翰的消息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他的音乐在排行榜上的位置不断攀升。关于他，关于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以及我们曾共同分享过的点点滴滴不断地涌上心头。我收到了几百张慰问卡片，有的来自约翰以前的熟人，还有的来自那些喜爱他和他的音乐的人，这些卡片多少令我感到了一些安慰。在那个圣诞节前的时节里，我的心始终空落落的，儿子不在身边，婚姻处在危机，我被痛苦、心碎和失落所淹没。这个令我充满激情地爱了这么久的男人怎么就这样走了呢？他活力四射的生命和独一无二的创造力怎么能就这样被一个疯子的子弹夺走了呢？他怎么能在两个儿子都非常需要他的时候就丢下他们不管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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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你好，我叫约翰”（1）

对年轻人和任何拥有梦想的人而言，20世纪50年代末是一个“黄金时期”。残酷的战争早已结束，战后的萧条也已过去，国家公共服务水平在慢慢提高，年轻人变得朝气蓬勃并且无所畏惧。机会和梦想的明媚春光似乎已经取代了40年代的艰辛和萧瑟。英国在庆祝重生和自由，梦想、希望、创造的时机已经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