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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散场了。

母亲晚年身体眼力都不好，有一次她上餐厅吃饭，灯光比较暗，她看不清楚怕摔跤，突然有点生气地说：“你们谁来搀我一下，我看不清楚！”那个不让人搀、说过“别把我搀老了”的母亲，不得不服老了。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纯文学出版社走入历史。自一九六八年成立，二十七年以来，“纯文学”一共出版了四百多本高品质的书。有人说，作家以在“纯文学”出书为荣，书店以没有“纯文学”的书为憾。

而大部分“纯文学”出版的书，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其他出版社选走重新出版，包括林海音自己的书。这些书不但重上市面，而且有些很快再版，这也可以看出林海音当年选书的眼光及水准，好书是不会被埋没的。

1。岁月的纪录

连着两个星期，每天午后，我坐在台北父母亲家的餐厅餐桌边，把一叠叠相簿，按着母亲依年代编的顺序翻阅着。一张张照片，一个个画面，拼出一幅幅全家福：诚实正直的父亲，聪慧勤劳的母亲，带着四个孩子，辛勤努力建立起这个家。多年前母亲写道：“我们的生活情趣重于物质追求，在这十三叠半的天地里，实在是健康多过病弱，快乐多过忧愁，辛勤多过懒散。”

印象中，我们几乎没有被父母斥责过，更没有被打过，这倒不是我们特别乖巧或是父母放任不管，有次父亲接受访问时的回答很妙：“因为我从小没有挨过揍，所以不会揍人。”

正如父亲在那次访问中所说的：“我们传家并不讲道，只是以身作则，不为无益，努力赡家，子女看了自会受到影响。”

母亲午睡起来，我给她冲一杯加糖的奶茶，母女俩就这样一块儿看照片。父亲写完稿也常常加入。有时，我们移到客厅舒服的沙发上，看看照片，吃吃点心，停下来聊聊天，或是就这样闲散地一直坐到黄昏。

从客厅的长排玻璃窗望出去，落日余晖照射在国父纪念馆的大片金黄色屋瓦上，衬托着人行道上一排两层楼高的绿树，益显青翠。母亲说：“你瞧，我坐在这儿，从这个方向望出去，常常把那排屋顶当成是天了，我想今天天气真好，天空金黄金黄的。等站起来一看，才知道那一大片金色是屋顶，真好看啊！”

父亲说：“咱们刚搬来时，那排树还没那么高，现在全长到二楼上来了，含英，这是什么树来着？”

“槭树啊！”母亲说。

中年的女儿从外地归来，与年迈的双亲共享生活中琐碎记忆。在那些黄昏对话里，我心里充满了感恩与满足。

每次我们从国外回来探望他们，放下行李，迫不及待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客厅大茶几下面的一大叠相簿取出来欣赏，那些都是母亲最新照了放进去的。一本本新相簿，把中断的岁月连接起来。不论在花前、美食前、美景前、满桌书稿前，或是文人雅集中，母亲总是穿着亮丽高雅，神采奕奕，有些照片我们早就陆续从母亲寄来的家信中收到。两岸开放后，她寄送照片的对象更增加了大批的大陆亲友。她照了美照送人，不是炫耀，而是分享。她从不掩饰自己爱美之心，人家称赞她美，她会很高兴地说：“真的吗？真的吗？”她的神态有点娇娇的！

她常常会在照片后面写几句话。在一张手托腮沉思的半身照后，她写着：“无皱纹是因为傻瓜相机好，满头华发是成熟的表记，手上青筋暴露是勤勉的记号。”在一张满桌佳肴前，她幽默地写上：“想吃！”两个字。给四十多年没见面的老同学李菊同寄张与丈夫何凡、儿子祖焯的合影，她在后面俏皮地来上一句“与凡夫俗子合影”。在与一株盛开的昙花合照后面，她写道：“大家等呀等呀，花苞涨大了，几乎是听到‘叭’一声，就剥裂开，爆出一大朵洁白得像白玉的花。”

那些照片后面的话，是她的生活随感，亲切、机智又有文采。后来几年，她几乎都是这种图文并茂来代替家书了。

母亲五岁去北京，三十岁回台湾，所有的照片全没带出来。她遗憾那段成长因为没有照片而成了空白，也就特别珍惜用照片留下岁月的纪录。

母亲后期的作品中采用许多照片，在《奶奶的傻瓜相机》里，有一篇《他们都长大了》，她找出了四张我们童年的照片，再配上四张我们的子女小时候照片。有趣的是，这几张父子、母子童年相片，不论长相、表情、神气，都像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在上百本的相簿中，真亏她搭配了这么巧妙的组合。对她来说，这承传是人生的一种圆满，这比她自己得到什么奖，都重要得多、满足得多。她每次照完相，总是迫不及待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