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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奴隶主两大阶级，夏禹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私有制的朝代。他在晚年将权力传给儿子夏启，建立了非禅让的“家天下”，中国也从此结束了以氏族为中心的原始社会，进入了阶级社会。反对夏启继位而企图恢复氏族制度的有扈氏发动了对夏王朝的进攻，夏启决心应战，这就是历史上的甘地之战。据说，夏启能赢得这场战争，是因为他做了很好的战前思想动员，宣布了战场纪律，进行了《甘誓》。《甘誓》的大意是说明发动对有扈氏的战争是正义的，是###反叛的逆贼。并对士兵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兵车左边的甲士，如果不善于用箭射击敌人，便是违抗军令。兵车右边的战士，如果不善于用长矛去刺杀敌人，就是违抗军令。驾驶战车的士兵如果不驾驶战车冲向敌阵而是临阵脱逃，就是违抗军令。凡违抗军令的人及其子女，全部变成奴隶不得自由，以示惩罚。《甘誓》给了将士们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个个斗志昂扬、磨拳擦掌，决心和敌人血战到底。战争开始后，夏启的士兵一个个英勇无比，奋力杀敌，敌人从未见过这样勇敢的士兵，吓得抱头鼠窜，全线崩溃。

二、地形篇（2）

与孙武同时期的军事家吴起（战国时代卫国人），是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与孙武齐名，著有《吴子兵法》。他非常重视士兵的作用，视兵好比自己的儿子，史书记载，吴起为将，和士卒最低下的人同衣同食。他行不乘马，和士卒一道去挑粮食；当士卒有人生了脓疮，他亲自调药，并用嘴吮吸脓血。因此，士卒们都非常敬爱他，愿为他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总之，真正懂得用兵的人，是了解敌方，又了解我方；懂天时、知地利、爱士兵，这样胜利就不可穷尽了。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在白色政权中的红色割据，利用山险是必要的。”指出了战争年代，有利地形的选择对于一个军事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中国革命的道路，不同于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在于它不单纯依靠城市无产阶级的武装暴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而是到农村去开辟和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城市，走一条工农联盟、武装斗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崭新之路。开创井冈山红色革命根据地，建立、巩固和发展壮大这一红色革命政权和工农武装（工农红军），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之路。其深远历史意义在于说明熟悉和了解、选择有利地形的极端重要性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孙子兵法的这一光辉军事思想，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中再次得到了印证。同时，这条胜利之路也说明在当今世界富豪、强国竞争激烈的时代洪流中，如何像毛泽东当年那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有效结合起来，创造适合本国自身发展规律和特点的为人民大众所拥护、信赖的思想理论与国策；像邓小平那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繁荣富强、生存、发展的具体任务结合起来，制定出一套适合民情与国情的理论、路线，建设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争取和平、反对战争，提倡领土完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对各国人民都是同样重要的。立足本土、本国，兼济天下苍生、放眼世界、展望未来，也是任何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必备的基本素质。

亭垒之战

公元前406年，魏国君主魏文侯任命大军事家吴起为西河守（行政长官），以抵御秦、韩两国入侵。魏文侯死，魏武侯继位。一次，魏武侯携吴起来西河巡视，他们乘着龙舟来到河心，望着两岸高耸的山峦、宽阔的天空，武侯得意地说：“这高山大河多么险峻，真像是一道攻不破的防线，完全可以作为天然屏障来保卫我们的国家！”吴起不敢苟同，摇着头说：“国家的安全在于施仁政，在于君王的德行和政令得人心，不在于山河的险要。地势的优势只是一个方面，如果你不修德，身边的人也可能成为敌人。”魏武侯完全同意吴起的见解，对他愈发信任。

这时，秦国在临近魏国的边境上修建了一个小小的烽火亭垒，吴起认为这对魏国安全是个威胁，好比人身上的一个毒瘤，必须割掉它。但他没有马上发号施令，想借此机会训练一下士兵。他采用“徙木立信”的方法，训练士兵、取信于民。一天，吴起把一个车轭靠在北门外的墙根，对士兵说：“谁能把这根曲木搬到南门外，我就奖励谁良田！”过了一会儿，从人群中走出一个胆大的人，把车轭搬到了南门外。吴起立刻“言必信”，赏给那人良田。几个月后，吴起把一提篮豆子放在东门外，命令说：“有谁把它搬到西门外，我赏给谁好房宅！”话音未落，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