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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黄岩人，在芙蓉街开店。她与父亲分居两地。她是世上最邋遢的人。她对父亲说：“家务事我不会干，你娶了我，就由你来干。”父亲答应了。他每次来芙蓉，总是关起门来打扫房子，整理货架，洗擦柜子、桌子、凳子等家具，还借着夜色，在溪里嘁嚓嘁嚓洗衣被。芙蓉人嗤笑他，他不介意。他在山上和溪边开了许多地，并按照季节变化，分别种下小麦、大麦、番薯、马铃薯、槐豆等庄稼。他每次挑着粪担出门，一街两行的人都瞪大眼睛。的确，吃薪水的人学做农民，这太不可思议了。但父亲不理会。夜里，父亲还常常帮助母亲干店里的活，别针（把针别在纸条上）、卷线（把线卷在纸板上）、包颜料，等等。他显然很累，有时干着干着，打起瞌睡，有时歪过头，靠在墙上沉沉地睡去，呼噜声震天动地。

父亲娶过的第二房女人，留下了一个女儿，叫宗香。宗香的丈夫陈某嗜赌如命，家境贫困。父亲便瞒着母亲，暗中不断地给宗香送米送菜，有时还送钱，帮助他们度过生活难关。我在虹桥玩的时候，就多次见到这样的情景：每逢虹桥集市，宗香便赶到父亲的住处，将一只大竹篮高高地挂在房梁上，然后上街去办事，而等到办完事回来，大竹篮里已满登登的，全是吃的东西了。这满登登一竹蓝东西，足够宗香全家人受用三五天。父亲对待非亲生孩子也一样，充满亲情。母亲与前夫包某生有二男一女，母亲离开包某后，仍住在芙蓉街，所以，她与孩子们之间存续着一种不离不即的关系。父亲很开明，他对母亲说，那几个孩子的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说了算，如果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你说一声就是了。事实也正是这样。父亲还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你们兄弟姐妹都是一家人，彼此不要分得那么清，以后办什么喜事，都要走拢在一起。我们没有忘记父亲的话，兄弟姐妹一直相处得很融洽。

父亲四十五岁才有了我，我是他苦苦盼来的第一个儿子。他常常躲着母亲，哄我去虹桥，但我总是不上当。芙蓉有海，海上生活乐不可言，我须臾离不开它。父亲想亲近我，也偷偷学着下海。但他不懂海活，出了不少洋相。父亲爱管教人。每次吃饭，他老是讲种田人的苦，讲粮食来之不易。有时，饭粒落在桌子上，或落在衣裳上，他总是用手指戳戳，提醒我，让我捡起来送进嘴。我吃鱼，习惯先从身子上下箸，他见了，总是板着脸孔说，这不行，你必须先吃头和尾。他还常常派我的差，让我帮着干家活、农活。上小学时，我很顽皮，读书不用功。父亲就强拉我去虹桥度假。他教我练字，背书，讲故事，干活，管得很严。他备有一条船，每次进城，都亲自摇船，并带上我。他让我坐在船头背“九九表”。河水缓缓地流，船儿来回地跑，我将“九九表”背得瓜滚烂熟。进城后，父亲上岸去办事，他就让我坐在街上看连环画。街上摆有出租连环画的摊子，每看一本，付一分钱。我看了很多很多的连环画。在虹桥，我学到了许多知识，人也变得安分起来。上初中时，我身子长得快。父亲忽然对我说，你不种田，不知道种田人的苦，我给你一个任务，家里的米，以后由你来挑，每挑一斤，奖励一分钱。我们吃的米都来自虹桥老家。虹桥离芙蓉三十华里，靠步行，途中要翻越一座大山，岭很长。我试了，第一次挑八斤，第二次挑十斤，第三次挑十五斤。父亲很满意，说有进步就好。第四次，我咬咬牙，竟挑了二十五斤。但我累垮了，坐在路廊里怎么也不敢起身，只得借熟人的肩膀挑回家。我成了一名失败者。但我心灵上受到了强烈震撼。的确，当农民真苦啊！

一九六九年，芙蓉街像闹地震，街道、溪滩上摆满了赌桌，噼哩啪啦，一片骨牌声。后来“花会”登场，更见疯狂，参赌的人纷纷求神问鬼，社会上一片乌烟瘴气。父亲怕我学坏，特地请假从虹桥赶过来，在芙蓉小住，监视我。他给我讲了许多故事。他说，赌博十赌九输，是败家子所为，无论如何不能学样。我相信父亲的话，始终没有染赌。直至今天，我也依然坚守独立，没有参与任何赌博活动。

我参加过四次省少年田径运动会，创造的县级手榴弹、标枪记录无人打破。我很骄傲。但父亲给我泼冷水，严肃地说，这是吃英雄饭，不适合你，你还是正经读书要紧。正缘如此，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他不顾自己患病住院，怎么也不同意让我守在他身边，而千叮万嘱，让我在家潜心复习功课。令人痛心的是，尽管那年我以高分考上了文科，但终因母亲被人错误地扣上“地主”的帽子而落败！而且，由于种种倒霉的原因，二十多年间，我一而再，再而三，连续五次栽倒在大学大门之外，让父亲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