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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各种形式，包括私有制，来把国有企业搞活。

最后一条，中国的银行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改革，我们将要参照美国RTC（处置信托公司）的经验，来成立中国的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分离不良贷款，处理不良贷款。我相信，这一改革有利于中国的商业银行变成真正的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加强它的监管能力，符合国际的规范。这样，中国的人民币就不会贬值，而会是稳定的。第72节：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3）

我愿意在此向美国的企业家呼吁，请你们到中国去投资，绝对不会有人民币贬值的风险。不相信的话，我可以采纳你们芝加哥大学米勒先生的建议，让我做一个put　option（卖方期权），人民币不贬值的期权，你们谁愿意做，我就跟你们做。

记者：我有几个问题。首先，总理先生你已经知道了，美国国务院最近出了一个关于贵国侵犯人权方面的报告，美国也准备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出谴责中国侵犯人权案。你觉得美国这样做，你们是完全冤枉的，是完全不公平的，抑或中国还是有一些问题应该得到纠正？

朱镕基：首先，我坚决反对美国提出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提案。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而且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我想说明三点：

第一，中国的人权事业在中国解放后这几十年，已经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进步。我们认为，中国人民享受了前所未有的、很大的民主政治的权利，人民群众完全可以通过中国的法制来批评、来监督他们的政府，可以畅所欲言。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新闻和言论自由比起过去，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足够的进步了。

第二，我认为关于人权的观念也应该历史地来看待，同时，每个国家也有不同的理解。关于人权的概念，中国的孟子讲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讲人权，比法国的卢梭和美国的《人权宣言》要早得多了。我想，不但人权的概念有历史的发展，而且每个国家也有不同的情况。像我们跟美国，人均的国民收入差了20倍，美国大学生的比例比中国文盲加小学生的比例还要大，这样不同的文化程度、不同的国民收入，我想他们对人权概念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跟很贫困的人民来谈什么直接选举，恐怕他们更关心人权的其他方面，比如说受教育的权利、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和享受文化娱乐、卫生的权利。我们讲的人权应该包括这些方面。

每个国家都会用自己的办法来改善人权状况，着急是不行的。说老实话，怎么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我比你们还着急得多啊。

第三，我承认我们的人权工作是有缺点。你们要考虑到中国有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影响，人民的观念是很难改变的，我们的法制队伍的受教育程度和他们判案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把人权工作做得十分完美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很愿意听取你们的意见，我们愿意有一个渠道来对话，我们不要对抗。

当有些外国人访问中国的时候，常常有人给我一个名单，让我释放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我们对你们的意见都是认真地对待、仔细地查考的，如果这个人没有刑事犯罪，我们就把他释放了。这次我来美国前，我有很多的美国朋友也寄给我很多材料，指出美国的人权存在很多问题，要我把这些信件递交给克林顿总统。我没有带来，我不想交给他，因为你们能够自己解决问题。

克林顿：说实话，有时我们也可以请外面的人来解决问题。《纽约时报》说的问题我也看过了。至于具体的情报，因为政策的原因，我不能加以评论。但是，那篇文章说那些国家实验室和这个间谍活动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也没说清楚。我希望有关方面的人士去调查这个问题，并尽快解决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希望执法机构和单位能够加快调查。长久以来，国家实验室就是有这么一个安全措施搞得不足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实验室长期以来有一种双重身份：一方面，它们是科学研究、学习的中心，搞能源的发展，搞软件的开发；但与此同时，它们也承担了核科学方面的责任。所以对我来讲，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我们的安全搞好。我在1998年签署了行政命令，能源部理查森部长也采取了有关措施，吩咐一个咨询委员会——一个不分党派的双党的咨询委员会去调查这个问题，看我们有哪些不足之处。因为长年来，这些国家实验室真正面临的都是安全措施搞得不够严密的问题。我认为，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加以调查；而且我觉得，应该以正确的方式做调查，并尽快把它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