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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即经饬司密饬仁和、钱塘两县查复，未曾来省，并由司飞饬会稽原籍，迅速查传省垣质讯。各在案。伏查此案，既据江苏臬司咨行浙江臬司，并委员将信件及投信人一并解交前来，非将周福清查拿到案，不能审出实情。相应请旨，将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即行革职，归案审讯，是否有当。除将陶阿顺收禁候质外，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案发当时在苏州捕获的，是投递信函的仆人，即移送浙江省讯办。周福清不归案，这案子也就无法审理。崧骏的这一道奏折在陈明案发时情形之外，请旨将周福清革职，查拿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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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2）

清廷为此连续发了两道上谕。九月初二（10月11日）的上谕说：“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若如所奏各情，殊堪诧异。著崧骏严切根究，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九月初四的上谕说：“案关科场舞弊，亟应彻底查究，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著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该部知道。钦此。”

周福清知道不能躲藏，就去投案自首。即由杭州府知府陈璚审理此案。审讯时的情形，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是这样说的：“知府王仁堪想要含胡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出事这一年作人才八岁，他写的这些当是后来听大人说的。他把杭州知府陈璚错写做苏州知府王仁堪了。他没有注意到：此案移送浙江之前，他祖父并未归案，当然也就不曾和王仁堪在公堂上相见了。至于说他祖父在杭州府审讯之时作了这样的申辩，倒是实有其事。御史林绍年十一月初七（12月14日）的奏折说：“窃维近来考事，风气卑坏，弊窦丛生，外间所传，令人骇怪。风闻浙江一案，周福清所供，交通关节者已不止一科，京闱乡会试舞弊幸中者，更指不胜屈。毫无顾忌，一至于此，良可慨矣。”可见他的这种“供述”传得很广，有御史听到并且据以奏闻了。

上谕责成崧骏对此案“严行审办，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十一月初十（12月17日）崧骏上了最后一道奏折，将整个案情和所拟处理意见奏明皇上。奏折的由头：“为遵旨奏明革员中途遣人投递信函，求通关节未成，闻拿自首，按律议拟，恭折仰祈圣鉴事”，强调了“未成”和“自首”，已经显出了曲予回护之心。奏折对案情是这样叙述的：

兹据杭州府知府陈璚审拟解由藩臬两司会审，议拟转解前来。奴才亲提研鞫，缘周福清即周介孚，籍隶会稽县，由附生中式同治丁卯并补行甲子科举人，辛未科进士，十三年由庶吉士散馆，选授江西金溪县知县。光绪四年因案被议改教，五年遵例捐升内阁中书，是年九月到阁当差，十九年三月丁忧回籍守制。马家坛系会稽县学廪生，为翰林院编修马传煦之子。周用吉系附生，即周福清之子。七月二十日，周福清携仆陶阿顺，由绍郡起程进京探亲，二十三日路过上海，探闻浙江正考官殷如璋与伊有年谊，周福清一时糊涂，起意为子求通关节，并欲为亲友中马、顾、陈、孙、章五姓有子弟应试者嘱托，希图中式，如主考允许，再向各亲友告知，择其文理清通诸生列名。周福清素知各亲友家道殷实，不患无人承应，事后必有酬谢。次日即由上海雇船开驶，二十五日晚至苏州停泊，周福清独自拟写关节一纸，内开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字样，并写洋银一万元空票一纸，加具名片，装入信封。二十七日，正考官船抵苏州阊门码头，周福清嘱令陶阿顺先去投帖拜会，如不见，再投信函。陶阿顺将名帖信函一并呈送正考官船上，当经正考官扣留，押交苏州府收审，转解到浙，饬府讯供，将马官卷及周用吉一并扣考，并经奏请将周福清革职，委员查拿。周福清先避往上海患病，随后回籍，闻拿畏罪自行赴县投首，并饬查提马家坛、周用吉到案。由县先后解省，发委讯办。钦奉谕旨，遵经饬据讯认前情不讳，诘无预谋买求中式之人，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奏折中对案情这样叙述，显然是根据周福清的口供。说他这次出门并不就是为了行贿，而是进京探亲的途中临时起意去办这事的。而且事先也并没有同马、顾、陈、孙、章几家商议，是他自作主张去办这事，所以并无预谋买求中式之人。这样说不但与事实不符，也与情理不合。崧骏愿意接受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