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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提供的母婴健康保护以及家务劳动和育婴的部分社会化。 科伦泰还以其性观念而变得十分有名，她认为，社会主义改变了两性关系的性质，过去的资产阶级道德是虚伪的、不平等的，新的道德应当建立在新的经济基础之上。人们一向都以一夫一妻制为性的最佳形式，但她却宣称，性的排他性是危险的，认为它对女性自身和社会福利都造成了威胁；再加上她对革命成功后那个混乱时期的性试验抱有同情态度，因此被人称为“杯水主义”，意指可以像解渴一样解决性欲问题。她指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能接受排他性的和全封闭式的爱情，因为两个人之间的深爱就其本质来说必定是反社会的，它会使这一对情侣与更广大的社区隔绝开来，降低他们对一般社会公益的兴趣。因此，这种关系在新的社会中将成为不必要的，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隔绝状态的残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是在情侣关系中有爱情和亲密关系，除此之外哪里也没有；而共产主义社会则应建立在伙伴关系和人们的团结友爱关系之上。因此，亲密情感的享受不能被限制在家庭和性关系的范围之内，Xing爱应当成为人类扩大的爱的能力的一部分，它将是集体的快乐而非个人的快乐。Xing爱不是简单的动物行为，不是仅仅建立在肉体吸引的基础上 （她称此种情况为“无翅的爱神”）；而是要富于敏感和同志式的平等爱情，恋爱双方应当分别保留各自完整的自我以及对集体的忠诚。（转引自Bryson ； 139…140） 科伦泰的Xing爱观被当时的人们视为不现实的、过于浪漫主义和空想主义的。在革命胜利后的短暂浪漫狂欢时期过后，科伦泰就消声匿迹了。 在中国，早在1922年，共产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制定了关于女性问题的第一个文件《关于女性运动的决议》，其中也表达了女性运动是革命的一部分的思想：“女性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女性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决议确定的当时具体斗争目标是：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争得平等工价，制定妇孺劳动法等。在1928年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又进一步提出许多关于农妇本身利益的具体要求，如承继权、土地权、反对多妻制、反对年龄过小之出嫁 （童养媳）、反对强迫出嫁、离婚权、反对买卖女性、保护女雇农的劳动等。尽管女性有一些具体要求，但女性的利益与革命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女性的解放始终被视为更为重要的阶级解放的一部分。 关于中国革命与女性的关系，西方女性主义者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了获得农民的支持，采取了同男权制妥协的策略，因此这一革命是以牺牲女性为其代价的。著名女性主义者丝黛西 （Judith Stacey） 和约翰逊 （Kay Ann Johnson） 等人都持有这种观点。在我看来，这种批评对中国的情况相当隔膜。在中国，革命的目的只是夺取政权，保持政权，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一直被视为一个整体；而一些子群体的利益，如工人的利益、农民的利益、女性的利益，在革命中从来都没有任何特殊的重要性。因此，革命并不会为农民的利益牺牲女性的利益，因为这些特殊的“利益集团”在革命的眼中是不存在的。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也只有官和民这两大阶层，一向缺乏西方意义上的利益集团。用西方的利益集团分析法来解释中国的事情，难免有隔靴搔痒、文不对题之感。    
二、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1）
一般认为，女性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本世纪的60…70年代，最早兴起于美国。也有人认为，女性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一直持续到80年代。 1、运动的基调 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的主要目标是批判性别主义、性别歧视和男性权力，认为当时虽然女性有了选举权、工作权和受教育权，但是表面的性别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性别不平等。这次女性运动的基调是要消除两性差别，并把这种差别视为造成女性对男性从属地位的基础。女性运动要求各个公众领域对女性开放，缩小男性和女性的差别，使两性趋同。当时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女人应当克服自己的女性气质，努力发展男性气质，其中包括攻击性和独立性；她们不赞成母性是与生俱来的，也不赞成女性在道德上天生高于男性；她们否定女人缘于作母亲的经验就在性格上与男人有了根本的差异这一论断，而是认为许多男人也很温柔，甚至更爱照顾人；这些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