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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一些餐馆邀请我去吃饭，对他们的菜进行点评，一般吃完之后，人家都会拿出纸笔让我写字。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只要他们喜欢书法，又看得起我，那写幅字跟签个名没有什么区别。等我的书法有了基础，老师才教我刻印。老师把汉代古人的印拿来让我模仿、琢磨，直到我刻了几百方印，老师才觉得我可以了。这个过程让我觉得，中国的艺术没有捷径，基本功一定要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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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把金庸、倪匡、黄霑和我称为四大才子，我其实很反感这个说法，我觉得，我们就是四个很好的朋友。

黄霑现在过世了，虽然他在电视上那么随意，但其实他是个很拘谨的人，比如他做节目之前，会手里拿着小卡片背台词。我从来不肯做这样的工作，可是黄霑觉得要做就要做到完美。

倪匡、黄霑和我过去曾经在一起做过一个电视节目，叫《今夜不设防》。

那时候，我们三个人常常在一起，倪匡喜欢泡夜总会，我和黄霑每次都去给他捧场，但不能总是让倪匡买单，所以去了几次我们就要回请倪匡。

那时候去一次夜总会，一晚上要花三万块钱（港币）。在十几年前，那是一笔很大的数目。而且我并不喜欢那家夜总会，觉得那里的女孩子不漂亮，酒也不是很好的酒，而我们三个人在那里聊的内容都很有趣，结果那些女孩子都被我们逗得哈哈大笑。

蔡澜：邵逸夫先生教我做就做到最好（3）

我就觉得很不划算：还不如我们自己做一档电视节目，那样的话，酒商会拿最好的酒给我们喝，美女明星们都喜欢我们风趣的谈话，而我们还可以有钱拿！何乐而不为呢？

我把这个想法和他们两个人讲了，他们两个都觉得不错，黄霑就去和电视台接洽，结果和电视台一拍即合。所以就有了那样的节目。也很奇怪，从那以后，香港所有的清谈节目都是三个人，其实三个人或者四个人都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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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香港拍电影的时候，邹文怀先生刚好离开了邵氏，去创办嘉禾了，他一离开我就接上去了，头衔是制片经理。（制片经理权力是不是很大？）算是不错吧。（有些腼腆地笑笑）

倪匡口才好，其实我还是在文字上感觉好一些，有时候我会觉得我这样的性格都不应该去做什么电视节目，后来做惯了也就一个一个接着做下来了。

不过，我倒不觉得和人打交道很麻烦。做制片也有让我很喜欢的一面，就是要求在很短的时间里处理几百个问题，我很喜欢这种状态，这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比如，有一次王宇在韩国拍戏，那边的制片没有经验，出现了很多困难，什么都不顺利，邹文怀先生就把我从日本调过去。当时命令特别急，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你马上走，什么话都不要说，马上到机场买一张机票走。我连回家换身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我到了韩国，处理完问题回到家，家里养的一笼小鸟都死掉了。从那时起我就不养宠物了，我觉得没有时间去照顾它们还要去养，就很不负责任。

那场戏的最后一场是下雪的戏，但是那几天又没有下雪。中国人的观念，过年是一定要回家的，剧组里很多人都嚷着要回家过新年，王宇很着急。但是没有雪又拍不下去。我说：“好，不管花多少钱，买几卡车的白面来。”面买来之后，把面撒在山上，虽然不是很像，但是拍出来后可以和以前的戏接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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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让倪匡演嫖客的事他肯定跟你讲过吧？（我想听你再说说。）

当时那个戏里有一个妓女是利智扮演的，倪匡又很喜欢利智，我说你喜欢就来客串嘛。倪匡的知名度很大，他来客串，大家都喜欢。

后来我发现电影其实不是很符合我的个性，但是当时电影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玩具，怎么玩都可以。比如说我很喜欢香港过去的一个叫池塘咀的很高级的地区，但是那个时代我已经错过了，没有办法去，那么我酒在一次拍电影的时候请了一个美术指导，让他把那里当年的一点一滴再现出来。包了一桌菜，菜都是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来做的，酒也是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我在片场享受到了当年的气氛。这都是电影带给我的。

电影虽然很好玩，但终究是团体的事情，完全不是个人的。那时候，我的性格是这样的，就是无论谁投资给我拍电影，我一定要把钱给人家赚回来。如果说我对艺术要讲良心的话，我对投资者有更大的良心。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