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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残酷的严刑，并且被不公正地判有罪，然而，正是在被流放到农田劳动时，她使自己的精神得到了解放。土地的情况，人民和乡土的关系决定着老百姓的存在。

杨絮用散文、诗来反抗那个时代的日本所谓的“贤妻良母”。在《我的日记》（1944）里边，她写过这样的问题和回答：“作贤妻良母型的女性，不赞成吗？”“我这野马似的性格，怕一时作不来。”她愤怒的言词证明东北人民不会被日本驯化，仍然在争取自由。

吴瑛写的《浮沉的心语》（1942）描绘她因“袭击”而烦恼；那个时代的艰难使她心碎。作为评论家来分析东北妇女作家们的社会觉悟，她1944写的《满洲女性文学的人与作品》，表示了作家关怀群众的福利，吴瑛真正代表了作家进步的思想。

但娣写得特别好，在《戒》（1942）中这样写道：“真理总会有的，什么也不要怕，拿出生命反抗一切损害我们的仇敌。坚强，自信……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这是对妇女压迫的反抗，当然也是热爱中国，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声音，反映了东北人民受尽折磨，仍然不屈的性格。

梅娘的《第二代》（1940）和《蟹》（1941）揭露了殖民主义社会的黑暗，殖民社会毁坏了东北，给以它罪恶，尤其是关于金钱和贪婪。在一个平衡的中国，《蟹》里的小翠就不会遭遇那样悲惨的将来，“落在早就张好的网里”。沦陷时期的乱世完全破坏了社会、家庭、个人。

蓝苓也许在《夜航》（1942）里写得最好：“被生活摒弃的，是那些摒弃了生活的人们，艰辛的夜航者呵，紧握着生命之桨，你该坚强的划向前面，毗连着黑夜的，是那白昼的边缘。”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快被打败了，中国人民要重建自己的政权，互相帮助克服所有的困难。

东北富饶的土地，滔滔的江水，冬天凛冽的风暴，养育了“不屈的人民”，这些女作家热爱自己的祖国，在那个黑暗时代，虽然身处险境，特别是1941年3月文艺“纲要”出版以后（禁止作家触及揭露“黑暗”的题材），她们继续用“笔当刀枪”，大都经过日本人的批判，受到查问，还有几位入狱。她们思想并不一样，但是“同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矛盾，她们在困难之前能维持公民道德；这7位作家坚守描写和守望东北人民的责任，她们的作品反映了黑暗社会中人民的力量和坚贞不屈的精神。现在中国很强了，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以上在30和40年代的妇女作家们，和她们的作品，至今还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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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说梅娘

老作家张中行评语：

实感之一是，也是值得惊诧的，作者其时是个大姑娘，而竟有如此深厚而鲜明的悲天悯人之怀。我一向认为，走文学的路，面貌可以万端，底子却要是这个，她有这个，所以作品的成就高，经历的时间长仍然站得住。实感之二是，她不愧为“北方之强”，遇多种不如意不是感伤落泪，而是有毅力改，以笔为刀兵，奖善惩恶。能够这样，所以作品有具体时代的社会意义。

日本学者釜屋修评语：

我不能不生出这样的观感：“迷幻的女性”。更接近的表达，应该是“生活在向往中的女人”吧！

美籍华人学者王德威评语：

她毋宁是恰如其分的写出女性自身的忧患意识。梅娘……她所坚持的纯洁女性视景，在乱世注定要以悲剧收场。

加拿大汉学家诺尔曼·司密斯评语：

去年我给梅娘写过信，问她关于当时那些妇女作家的“忍耐”。她们的生活、写作、忍受都反映了她们的性格。那个黑暗的旧殖民地社会反衬出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妇女的性格，她们的作品展现了她们是爱国的，勇敢的，坚韧的。以前有的人说：她们是“汉奸”。她们的作品是历史所造成，汉奸之说不符合历史，我完全不赞成。她们是中国精神的一部分。

学者邢小群评语：

我有机会读到她的一些近作，那文字别具魅力，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二十多年的苦难，曾剥夺了她的写作权利，但也使她的话语少有浸染仍保持着原有的生气和明敏。……梅娘，我虽然总想努力地走近你，但我知道，在你身上永远有我回答不了的问题。

作家徐晓评语：

不管她晚年的成就能否超过当年，她都是值得敬重的，因为她懂得生命的意义。她可以为自己作品中的人物设计一种不是悲剧的结局，自己却仍然是网中的蚌、蟹、鱼。

学者张泉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