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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社会的的稳定和谐。

而到了七十年代末，这种长期积蓄下来的就业压力，则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危险境地。因此，面对汹涌的就业压力，最明智的做法莫过于“开闸放水”。中国经济民营化的必然性，在一九七九年毕露无遗，顺之则存，逆之则亡。

在法律和政策意义上，中国民营公司的合法性，是在今年被确定下来了，而范无病清楚地知道，它要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保护还要断断续续地进行二十年。

宋主任说给范无病听的，就是这么一个例子。

在安徽芜湖，一个目不识丁、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年广久给全中国的理论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年广久是个文盲，捡过烟头做过学徒，摆过水果摊。因“投机倒把罪”被判过刑，出狱后为了维持生活，炒起了瓜子。因为他的手艺好，瓜子一磕三瓣，清香满口，慢慢地出了名。这一年，他想给自己的瓜子起一个名字，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亲被街坊称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成“小傻子”，于是索性叫个“傻子瓜子”得了。

“傻子瓜子”的牌子一挂出，没想到因为特别竟引来一片叫好声，一天的瓜子可以卖出两三千斤，他便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这些人一个个多起来，到秋天，别人帮他一点数，居然有了十二个，这下子捅出一个大娄子了。

年广久生意好，本来就让四周的人眼红，现在他请的雇工居然有了十二个，有人马上联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出的那个著名论断：“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

很显然，在当时正统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中，年广久的剥削性质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曾经明确地划分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按他的计算，在当时（十九世纪中叶），雇工八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而超过八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为资本家。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七下八上”是一条铁定的界线。如今，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居然雇工十二人，其性质几乎不言自明。

傻子是资本家，说了谁也不信，但用理论一套却还真是的。在鲜活的现实面前，“经典”终于显出它的苍白和尴尬来。如果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应该被清除的话，那么，“家庭副业”怎么能够发展得起来？难道所有的工厂人数都必须控制在7个人之下？“傻子”出的这道难题，让全中国的理论家们争辩得面红耳赤。

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国，年广久绝非孤例。对于刚刚开业的10万工商户来说，雇工数量是否应该限制，到底能不能超过八个，已经从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直接衍变成了实际难题。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的服装加工厂工人人数超过八人，就不是个体经济，而是目前存在很大争议的资本主义经济了？”范无病听宋主任讲完故事之后，立刻就明白了他的用意。

宋主任有些无奈地点了点头，“经典就是经典，虽然很多同志都认为这个七下八上已经过时了，可是大多数人都会拿这个说事儿，要知道，目前我们的改革遇到的阻力不是一般的大，很多老同志也想不通啊！”

“嗨！当年主席他老人家也未必就把马恩放在眼里，所谓的理论，不过是拿来用用而已，那玩意儿真的能当饭吃啊？中国有中国的实际情况，岂是可以讲那些过了时的理论拿来生搬硬套的？”范无病对此嗤之以鼻。

宋主任苦笑道，“你说的话虽然听起来有些离经叛道，可是想一想却是大实话。”

“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难道说我的服装厂也得限制规模？”范无病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服装厂是否可以顺利投产，毕竟自己都把设备搞定了，要是因为招不下人开不了工，先前的设想可就都落到了空处了。

“怕是这样了——”宋主任点了点头。

“你这样可不对！”范无病有些急了，“当初你不是说这是好事儿吗？我现在弄一个不上不下，还有什么脸面回去见江东父老？”

宋主任看到范无病一副想要揪着自己兴师问罪的架势，哭笑不得地说道，“我还没有把话说完，你着什么急啊？我的意思是说，你自己单干遇到的阻力可能会很大，但是我们愿意为你承担一些责任，将事情变得相对简单一些。”

范无病这么一听，便知道这事儿还有回旋的余地，想一想宋主任估计还是要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