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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是这样。”

赫麦妮又打住不说话了，似乎是要让这条论断冷却一下。

然后她作出一个奇怪的权威性论断：

“不错，就算是这样吧，那么提倡爱国主义不就是在提倡种族的本能吗？难道这不也是在提倡商业的本能？这是一种占有财富的本能。难道这就是我们所指的民族？”

“也许是，”伯金说，他心里感到现在讨论这个问题不合时宜，地点也不对。

可杰拉德现在已找到争论的线索了，仍要争论下去。

“一个种族可以有其商业性的一面，”他说，“事实上，它必须这样，这跟一个家族一样，人必须得有给养才行。为准备给养，你就得跟别的家族争斗，跟别的民族斗。不这样，反倒不可思议了。”

赫麦妮又不说话了，只是露出一副霸道、冷漠的神态。然后她才说：“是的，可以不这样，我觉得挑起敌对精神是不对的，这会造成仇恨并与日俱增。”

“可是你能够取消竞争精神吗？”杰拉德问。“竞争是生产与改进所必须的一种刺激。”

“没错，”赫麦妮轻描淡写地答道，“不过我觉得没有竞争也行。”

伯金说：“我声明我是厌恶竞争精神的。”赫麦妮正在吃一片面包，听伯金这样说，她忙把面包从牙缝中拉出来，那动作慢而可笑。她转向伯金亲昵，满意地说：

“你的确恨这种精神，没错儿。”

“厌恶它，”他重复道。

“对呀，”她自信而满意地轻声道。

“可是，”杰拉德坚持说，“既然你不允许一个人夺走他邻居的活路，那你为什么允许一个民族夺走另一个民族的活路呢？”

赫麦妮低声咕哝了好久才用讥讽、满不在乎的口吻说：

“这归根到底是个财富问题，对吗？但并不是所有的都是财富问题吧？”

杰拉德被她话语中流露出的庸俗唯物主义惹恼了。

“当然是，或多或少是这样，”他反击道。“如果我从一个人的头上摘走他的帽子，那帽子就变成了自由的象征。当他奋起夺回他的帽子时，他就是在为夺回自由而斗争。”

赫麦妮感到不知所措了。

“错是没错，”她恼火地说，“可想象出一个事例来进行争论算不得是真诚吧？没有哪个人会过来从我头上摘走我的帽子的，会吗？”

“那是因为刑法制止了他这样做。”杰拉德说。

“不对，”伯金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想要我的帽子。”

“那只是观点问题。”杰拉德说。

“也许是帽子的问题。”新郎官笑道。

“如果象你说的那样他想要我的帽子”，伯金说，“可以肯定说，我可以决断失去帽子还是失去自由的损失更大。我是个自由的毫无牵挂的人，如果我被迫去打架，我失去的就是自由。这是个哪一样对我来说价值更大的问题，是我行为的自由还是帽子的失去？”

“对，”赫麦妮奇怪地望着伯金说，“对。”

“那么，你允许有人过来夺走你头上的帽子吗？”新娘问赫麦妮。

这位高大、身板挺直的女人渐渐转过身来，似乎对这位插话人的问题麻木不仁。

“不，”她答道，那语调缓慢，似乎不是人的声音，那腔调中分明隐藏着一丝儿窃笑。“不，我不会让任何人从我头上摘走我的帽子。”

“可你怎么防止他这样做呢？”杰拉德问。

“我不知道，或许我会杀了他，”赫麦妮声调缓慢地说。

她的话音儿里隐藏着一声奇怪的窃笑，举止上带有一种威慑，自信的幽默。

“当然，”杰拉德说，“我可以理解卢伯特的想法。对他来说，问题是他的帽子重要还是他心境的安宁重要。”

“是身心的安宁。”伯金说。

“好，随你怎么说吧，”杰拉德说，“可是你怎么能以此来解决一个民族的问题呢？”

“上帝保佑我，”伯金笑道。

“可要让你真去解决问题呢？”杰拉德坚持说。

“如果民族的王冠是一顶旧帽子，窃贼就可以摘走它。”

“可一个民族或一个种族的王冠能是一顶旧帽子吗？”杰拉德坚持说。

“肯定是，我相信，”伯金说。

“我还不太能肯定，”杰拉德说。

“我不赞成这种说法，卢伯特，”赫麦妮说。

“好吧，”伯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