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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出版的回忆录的记载，他当时对格雷说：“帕特，我没有向任何人泄露任何事，他们错怪我了。”

格雷当时说：“我相信你，可白宫不相信。克兰丁斯特跟我提了三四次要把你开除出去，我都拒绝了。尽管他没说，但我相信那是上司的意思。”

在那个版本中，马克直接向读者表明：“我从未向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或其他人泄露过什么！”

马克的支持者们这样为他的这句表白辩解：就算他在做文字游戏（意思是说，马克只和伍德沃德会过面，可从没见过伯恩斯坦），他也没有撒谎。而在马克心中，他也从不认为自己是在撒谎。就像他把自己的不同角色完全分隔开一样，在这里也可以认为他白天担当联邦探员查寻泄密者，同他晚上扮演的帮助伍德沃德理解内部信息的非官方情报提供者也是完全分开的。

最终，历史把引路人的角色赋予了“深喉”，让他去指引伍德沃德发现水门事件入室行窃的表象背后隐藏的复杂犯罪网络。经过在停车场的一个漆黑夜晚后，伍德沃德突然就了解了水门事件的关键要素。他与伯恩斯坦在1972年10月10日写出了轰动性报道，将一个小小的入室行窃事件里隐藏着的国家政治危机挖掘了出来。他们在报道的第一页第一段里给整个事件定了性：

联邦调查局探员已经确定，水门事件中的窃听行为的背景是一场大规模的政治间谍和阴谋破坏活动。其目的是使尼克松总统成功连任，其幕后指使就是白宫官员和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

序言（14）

五

马克·费尔特没有料到联邦调查局的声誉会受到水门事件的间接影响，这种结果不是任何人可左右的。胡佛在位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已无力维持自己在公共关系方面的骄人成就。联邦调查局的老规矩是同在任政府合作，胡佛按这条规则组织了对马丁·路德·金的调查，对政府官员和新闻记者进行了监听。可尼克松倒台后，这些老规矩给联邦调查局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因为那些调查都成了有损于社会的行为。另一件事也给联邦调查局的名誉造成了损害，1971年极端分子贝里根兄弟闯入联邦调查局设在宾夕法尼亚州米堤亚市的办事处，并取走了一些机密文件，那些文件中有联邦调查局针对左派极端分子采取秘密反间谍行动的内容。1973年，联邦调查局对印第安人占领南达科他州伤膝镇一事的草率处理，又在联邦调查局　“滥用权力”的账上加了一笔，尽管马克也指责了司法部的策划人违反联邦调查局的执法程序。

水门事件是联邦调查局各种新麻烦的催化剂。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从1972年10月到1973年4月期间发表的一系列报道（其中许多都是在马克的引导下写出的），直接引发了欧文委员会召集的水门事件听证会和罗迪诺委员会召集的总统弹劾听证会。而这些活动反过来引发了1975年丘奇委员会召集的针对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滥用权力的听证会，在当时这个听证会便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水门事件引发了一系列听证会，给媒体在联邦调查局的问题上大做文章提供了素材，可那些报道中有一些是不公正的。在那些报道里，马克·费尔特成了关键证人，联邦调查局成了一个暴力的、不公正的执法组织，凌驾于法律之上。这给联邦调查局的社会声誉造成了极大影响。在那段时间里；　对现存体制的不满情绪迅速扩散，在这种情况下，白宫的政治阴谋遭到了谴责，比如非法闯入治疗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他泄露了五角大楼关于越战的文件）的精神病医生办公室，可同时联邦调查局为了维护国家安全采取的合法行动也被横加指责。在极左的“地下气象员组织”前往古巴接受训练，煽动革命，组织暴力活动的情况下，联邦调查局跟踪其成员，在马克的领导下对他们采取措施——这些都是履行联邦调查局的职责，却导致马克承受了数年的审判和调查。

在1973年4月底，马克厄运的前兆就显现出来了。就在L。帕特里克·格雷出席联邦调查局正式局长批准任命听证会之前，《时代》杂志曝光了基辛格搞的监听活动——消息来源就是马克·费尔特（他同时还把这个消息披露给了伍德沃德）。这种披露行为可能是针对沙利文（基辛格案的重要参与者）的，目的在于消除沙利文在格雷之后继任局长的所有机会。可这次格雷却引火烧身了。当在听证会上被问及监听是否属实时，格雷说：“局里没有任何窃听新闻记者和白宫人员的记录。”这个回答聪明过头了——“没有记录”的原因就在于沙利文将基辛格的通话记录隐藏在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