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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我考入燕京大学。通常燕京大学每年只招收两百多名新生，但是在1938年招收了七百多人。据说司徒雷登到过重庆，见过蒋介石和周恩来，都拜托他对沦陷区的学生加以照顾。当时北京还叫北平，日本人来了之后改叫北京，但是燕京大学管北京还叫北平。在这种小小的称呼之别上，其实含着很复杂的关系，这就说，燕京大学根本就不承认日本人。在这种背景下，我成了燕京大学的七百分之一。在燕京那片相对安静的校园里，我度过了两年的读书生活，我的书读得不错，还得过奖学金。但是我并不是以读书为主，我是以演剧为主；说演剧为主也不确切，我实在是以恋爱为主，以失恋为主。当时我身边的同学，有地下党员，也有国民党抗日锄奸团分子。左的右的都有，但是像我这样的恋爱分子却不多，这让我感到惭愧。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黄宗江：没有毕业的恋爱分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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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燕京人当中，很少有人不知道谢迪克这个名字的，他当年是燕京西语系的外籍教授。作为西语系的学生，黄宗江对于这个名字当然更加熟悉。甚至对于这位教授晚年居住的美国东部小城绮色佳，黄宗江也多出一份特别的情愫，这为中国一个古老的成语“爱屋及乌”又增加了一个注脚。在黄宗江的新著《洋嫂子&洋妹子etc》中，黄宗江这样描述那个美国东部小城：

……

我念念不忘它，只是因为半个世纪以前，我在燕京大学上学时期的一位英国文学教师谢迪克，如今生活、授业、退而未隐于斯……

在那篇文章中，黄宗江写到了谢迪克：

1938年秋季，我进入燕京大学西语系，他是系主任。他一派英国绅士的派头，一口标准伦敦英语，这都是我们年轻学子所向往的。当时学生还有这么个说法：谢迪克随身三件宝：夫人、手杖、狗一条。谢迪克夫人是在同一大学教授俄罗斯文学的一位俄罗斯小妇人。我那时选了谢迪克的课“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回首前尘，坐在课堂里听这样的教授讲解笛福或彭斯，真是一种福。然而年轻人常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漫不经心，学业荒疏，心放在演剧和爱情上；尤其不安心的是当时正是抗日战争，面对宁静的未名湖水总感到十分有愧，终于一步步远走，远去海角天涯，远离了笛福、彭斯，也远离了谢迪克，半个世纪迈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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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文革中，受到批判的黄宗江被勒令交代海外关系，但是黄宗江想来想去想不出自己有什么海外关系，只好交待了教过自己的所有外籍教授，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谢迪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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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叙述中，黄宗江两次说到了离开未名湖。离开未名湖或许是黄宗江的一个心结，那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

1940年12月，我决定离开燕京。当时快大考了，我也有点怕大考。我找到文学院长周宪章，说：“我要休学，我有抗日问题。”周院长说：“你先冷静冷静，咱们再谈一回。”由于演剧，加上我是横渡昆明湖的冠军，我在燕京还是比较出名的学生。很注意学生动态又擅长表扬学生的司徒雷登平时看到我，总会笑呵呵地问我：最近游泳了吗？当天下午，司徒雷登就接见了我。司徒雷登跟我表示：只要我不离开校园，他可以保证我的安全。但是我当时是想抗日，而不是已经有了抗日问题。我支支吾吾地跟他说：“这个……这个我不能跟你说，反正我是非走不可。”司徒雷登看我一定要走，就跟我说到了内地可以找熊佛西，他是燕京的学生。我又说：“我跟他在艺术流派上不是一个派。”我当时感兴趣的是曹禺、张骏祥他们。我向司徒雷登表达了他对我关心的感谢，就离开了燕京大学。

这一走，就是六年。“1946年夏天，我又回到燕京大学上我的第九年大学，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毕业。”在那一年，未名湖畔学生宿舍六号楼一层的一间屋子的门口贴上了“黄寓”二字：住在里面的是黄家的三兄弟，老大黄宗江、老二黄宗淮、老三黄宗洛。那是怎样的一段故事？黄宗江没有说，或许他认为故事的重点不在这里。“解放前夕，黄宗洛就到解放区去了。”对于自己三弟当时的情况，他也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带过了。不过在这简单的一句话中，包含了一个信息，那就是：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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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再一次把黄宗江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黄宗江在许多罪名之外，还有一条，那就是“司徒雷登的黑宠儿”。

红卫兵在我家抄家的时候，抄出了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