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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开播中国第一个24小时的新闻台，尽管北京广播学院研究员郭镇之说“对此作出过多判断仍为时过早”，但仍被普遍视作新闻改革的突破口。

与此同时，你很容易在媒体上捕捉到具有符号意义的老一代党内改革派的声音。作为过去50年间党内变革的目击者之一，李锐在2003年第1期的《炎黄春秋》上再次呼吁了党内*化的重要性，他引用了毛泽东与*对于“权力过分集中”危害的批评；《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在题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展望》的文章中写道：“如何加强对执政党权力的有效制约和严格监督，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一个突出的课题……”；李慎之对政治改革的热情从未削减过；但在这些老人中，没人比86岁的袁庚的清醒更令人鼓舞，作为上世纪80年代改革精神的某种意义鲜明的象征，他在2003年第二期的《南风窗》杂志上说：“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建设要站在全球化、现代化的高度，要用人类历史发展的眼光和世界的标准来审视，从而确定自身目标和任务。”

41岁的年轻学者*认为“渐进改革已基本走向终结”，这个过分安静、表达常常陷入停顿的政治学者在十六大结束后，斩钉截铁地写道，“如今应该从改革走向改制”。

走出书斋的改革争论

“中国70％的知识分子对于政治改革的认识仍停留在1988年的水准”，社会学家陆建华相信，在书斋中谈论宪政与*的知识分子令人尊敬，却很可能并不了解中国社会的运转之道。“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种变化”，10年前曾热情地投入“历史的潮流”争论的陆建华，如今相信理解中国社会的切入点，或许应该从组织的变革入手。

在1997年赢得大选之前，当托尼·布莱尔被问到为什么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英国工党一直在野时，他总是用一句话回答：“很简单，世界变了，而工党没变。”

*在2002年7月1日的讲话，很容易被视作中国共产党面对改变的世界所作出的战略调整。

在中国共产党向私人企业家敞开大门前几个月，中国政府最权威的智囊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当代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它引人注目地以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十个阶层来划分中国社会。“比起80年代，90年代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更愿意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称为“断裂的社会”，而陆建华干脆使用了“充满了后现代色彩”这样的词汇——不同的价值观、传统与现代彼此交织。

在渐进中变革（3）

急速变化、每个人都可感知的社会变化，像持续了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一样，为我们理解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新角度。中国的改革，除去庞大的政府、日渐增长的市场空间的矛盾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拥有6　600万成员的中国共产党该如何定义自己在未来的角色。

“改革的过程，就是政府不断退出的过程。”天则经济所所长盛洪对《经济观察报》说，中国经济改革下一步的关键就是进一步限制政府对经济行为的干涉。

但张剑荆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变得有些困惑。作为《中国经济时报》副总编辑，张剑荆与他的同事曾经是经济改革热情的呼吁者。在1997年国有企业改革争论最为热烈的时刻，《中国经济时报》刊登了这样的标题——《可以，可以，也可以》，支持变卖国有企业的一切形式。5年后，语速急促的张剑荆承认最初的设想过于简单，那些他曾经热烈报道的大胆民营化的城市，很多已变成“陷落的城市”，而他同时也发现，伴随着市场力量的生长，政府的力量也同样在增长，“在80年代，政府官员几乎不拥有什么支配资源的能力，而现在他们的权力空前地膨胀了。”这也是马立诚的忧虑所在，有些官员已形成了利益集团，他们可能成为阻碍改革的力量。

美国作家丹尼尔·耶金将贯穿于20世纪的政府与市场交替称作“制高点之争”。但分析过去25年的改革历程，却并非简单的政府与市场的此消彼长。从表面看来，*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英国的玛格丽塔·撒切尔与美国的罗纳德·里根也在放松政府管制，这几乎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股潮流。但它引发的却是比GDP增长更为复杂的结果。一个渗透整个国家与人民日常生活的政府要使自己成为一个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