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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给所有落后国家提供了鼓舞人心与尴尬并存的案例。传统中的极权因素赋予了明治政府的效率，政府因此很容易调动最大资源以实现目标。即使在1889年，试图吸收西方自由*观念的日本宪法中都依然规定：“只要政府愿意便有权制止这些公民权利。”而为了强调国家的统一，它们把神道教奉为国教，天皇被视作太阳女神的后裔，而接受新式教学的学生仍被教导通过献身来“保卫我们的与天地共存的帝国王权的兴盛”。19世纪后半叶的日本人的确在努力消除长期的“排外主义”思潮，但在内心深处，他们仍然相信日本的传统价值观，西方的技术被当作工具，而最根本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则并未被传播与接受。种种不够彻底改革的产物，为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扮演战争机器的角色埋下了伏笔。

但无论如何，明治维新仍是世界史中转败为赢的经典个案。如果比较起同治中兴开始的中国变革，它更令人诧异。伊藤博文的一代绝不比曾国藩、李鸿章的一代更优秀。在现代化上的投入，中国似乎比日本更多，至少在甲午海战开始时，中国拥有世界第八大海军力量，而日本只是第十三位。但这两个国家的改革一开始就通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中国的改革是为了修补旧传统，为那个僵化的体制提供某种缓解，绝不敢对它进行任何触犯；而日本的改革，则更多地致力于新力量的培养，用新的形式取代旧的形式。当然，关于中日改革的差异，人们从来就没能彻底地解释清楚，但历史常常让我们惊异的不是它的可解释性，而是它的相似性。

1925年的中国与1895年的中国有何不同？30年的跨度记录了孙中山的革命历程。但是准确评估孙中山的革命遗产，却颇具难度。他被普遍称作“现代中国之父”，但他最倚重的蒋介石却在1924年3月致廖仲恺的信中直言：“以孙先生之事业言之，其精神上历史早已成功。至于事实上时代欲求成功，其责任在吾辈而非孙先生一人之事也。”孙中山未能如列宁、凯末尔这样的领袖，在革命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甚至革命本身都非他直接领导的；在某些气质上，他更类似于甘地，除了个人的道德勇气，几乎无可依赖。

孙中山与蒋介石（1）

最后的孙中山

对于孙中山在1925年3月12日的逝世，当时中国最大的报纸上海《申报》评论说：“中国数十年来为主义而奋斗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中国政界中之人格，不屈不变，始终如一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接近75万人前往当时的公祭地点北京中央公园追悼。而在世界华人范围内，孙中山的去世也掀起了一股追悼热潮，在将近30年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大部分时间流亡在外，华侨是他重要的经济来源与精神支持。但是近代中国的最重要的思想家梁启超却对北京的《晨报》说，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因而“无从判断他的真正价值”。

当孙中山在1924年的最后一天乘坐火车到达北京时，他的病情已进一步恶化。尽管当时并未诊断为癌症。

前往北京的目的除了就医外，被革命弄得身心疲惫的孙中山真心希望与那位号称“基督教将军”的冯玉祥达成协议，后者刚刚控制了北京并将末代皇帝驱逐出紫禁城，并具有明显的亲苏倾向。

十多万民众拥挤在永定门火车站欢迎他的到来，在当日发表的《入京宣言》中，孙中山再次重申了他的救国论——“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力，乃为救国……”在过去的大半生中，他已经尝试过各种救国之道。他先是放弃“医民”而转向“医国”；他在28岁那年试图向李鸿章呈上长达8　000字的改良中国的建议，并坚称：“以中国之人力财力，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李鸿章的冷漠无疑加速了他走上一条更为激进的道路，1894年11月24日，他成立了“兴中会”，而甲午海战几乎宣告了李鸿章的“洋务运动”的正式破产；尽管孙中山自幼就接受了西式教育，13岁就远赴檀香山，并笃信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他仍不自觉地从传统中国中寻找理论依据，他的著名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取自朱元璋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就连“兴中会”的宣言亦沾满骈文色彩。

1895年，与孙中山同乡却在当时更具影响的知识分子领袖康有为及其学生梁启超采取了“公车上书”的行动，就像16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一样，时年37岁的康有为通过刻意误读而赋予传统经典以新含义，并因此吸引了大批被旧空气窒息的新知识分子与官员。他在1889年写作的《孔子改制考》将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