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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万岁”

“万岁！”

“万万岁！”

口号声这时便此起彼伏，一波比一波整齐，越加强劲，几次叠进之後，便全场一致高呼，像没过头顶的波涛，如海潮势不可阻挡，令人、心里发毛。他不敢再左右张望，第一次感到这司空见惯的口号具有的威慑力。这毛主席并非远在天边，并非是一尊可以搁置一边的偶像，其威力无比强大，他不能不即刻跟上喊出声，还不能不喊清楚，不能有任何迟疑。

“我就不相信，这在座的就都这么革命？你们这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我不是说有知识就不好，这话我可没说，我说的是耍弄笔杆子，接过我们革命的口号，打著红旗反红旗，说的是一套，想的又是一套的反革命两面派！公开跳出来反革命，我量他也没这胆子，这会场上有没有一．有没有人敢站出来，说他就反对共产党，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哪一个敢说这话？我请他上这台上来讲！”

会场上没一点声响，连呼吸都屏息，空气凝重，要落根针在地上准听得见。

“总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嘛！他们也得乔装打扮，接过我们的口号，摇身一变，我刚才说混水摸鱼嘛，趁我们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机，煽阴风，点鬼火，上串下跳，要搞垮我们党的各级组织，把我们都打成黑帮，阴险得很哪，同志们，你们可要擦亮眼睛啊！都好好看一看，你们身前身後，把那些混在我们队伍里的敌人，野心家，小爬虫，不管是混在我们党内的，还是党外的，把他们统统揪出来！”

首长离开之後，人们按顺序静静退场，谁也不敢看谁，生怕自己目光透出、心中的恐惧。回到一间间灯光明亮的办公室，面对面，人人过关，检讨，忏悔，要求个别谈话，向党汇报悔过，痛哭流涕。人就这麽稀松，比面团还软弱，要洗清自己揭发他人又那麽凶恶。这子夜时分，人最为脆弱，本要靠床第之欢求得安慰，审问与招供也抓住这时辰。

几个小时之前，下班後的政治学习每人搁本一毛选一在桌上，翻翻报纸，装模做样熬过两个小时便嘻嘻哈哈散场回家，这革命尚在党中央高层翻腾，还没落到众人头上。政治部的干事来办公室通知留下开职工大会，已经是晚上八点了，又耗了两个多小时，还不见集中。处长老刘咧嘴叼个菸斗，一回又一回往菸斗里按菸丝，人问还得抽几锅？老刘笑而不答，但看得出来、心思沉重。老刘平时不怎么摆官架子，众人又因为他也贴了党委的大字报，同他更加近乎，有人说跟老刘走不会错的，他立刻举起菸斗，纠正道：

“得跟毛主席走！”众人都笑，到此时为止，恐怕还没有谁愿意这阶级斗争在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间爆发。再说老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党员，论资排辈，他处长办公室里带扶手的皮圈椅，不是谁都可以坐得上。室内散发菸斗丝带可可味的芳香，气氛依然一片轻松。

这後半夜，政工干部和那些稳重不曾表态的党支部书记们便分别坐镇各个办公室，每人挨个转了一圈，检讨的、忏悔的，要哭的也哭过了，随後进入相互揭发。做公文收发的黄老大姐在他之前发弓口！她丈夫在国民党政府里当过差，遗弃了她，带小老婆跑到台湾去了。老大大说是党让她新生，唏嘘不已，掏出手绢，直擦眼泪鼻涕，真吓哭了。他没哭，可脊背、心冒汗，这当然只有他自己清楚。

刚进大学的那年，他才十七岁，还差不多是个孩子，列席过一次对高年级右派学生的斗争会。他们新生分坐在阶梯大教室的前排地上，算是入学政治教育的洗礼。点到名字的右派学生便站起来到阶梯下，面对大家弯腰低头，额头和鼻子上汗珠直冒，又掺和了鼻涕和眼泪，跟前地上都滴湿了，那副老实可怜的样子活像落水的狗。上讲台的发言口人都是同学上个个慷慨陈词列举他们的反党罪行。後来在大饭厅里，不知从甚至时候起，这些不吭声专找没人的饭桌匆匆吃完就走的右派学生都不见了，也没有人再谈起他们，似乎就不曾存在过。

劳改这词他直到大学毕业还不曾听过，仿佛也属於语言禁忌，不可以提及。他不知道他父亲当年怎么做的检查，尔後去农村劳改，也只隐隐约约听他母亲含糊说过一句。那时他已离家到北京上大学了，是他母亲在信里提了一句，说的是

“劳动锻链”。又过了一年，暑假他回家时，父亲已经从农村回来，恢复了工作，擦了个右派分子的边。这事父母一直瞒著他，直到文革时他问到他父亲，才知道是他老革命的表伯父干预了，他父亲那单位打的右派又大大超过了上级规定的百分比，分子的帽子他父亲才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