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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柯西金又打来电话，要求与周总理通话。外交部苏欧司答复说：你们苏联党已变成修正主义了，中苏两党已断绝关系了，但是你要和周总理谈，我将报告总理和我国政府。无奈之下，苏方改由外交渠道与中方接触。1969年3月21日晚24时，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紧急拜会外交部苏欧司负责人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在几小时前用电话同毛泽东主席联系，但中方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拒绝为他联系。苏方希望尽快与中方领导人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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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会谈

3月22日凌晨，周总理召集外交部负责人商议对策，决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方。备忘录中说：“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总理在报告中指出，经过与有关同志商定，着即“加强我岸兵力，火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同时商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联临时代办，争取主动。当日，外公在报告上写下批语：“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外交谈判。”中方于深夜23时45分约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向其递交了此份备忘录。中苏冲突仍然是箭在弦上。

1969年9月2日，越南的胡志明主席逝世，周总理赴越吊唁。苏联方面也派出以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越南吊唁，并提出与周总理会晤。9月10日，外公及政治局在苏方一再提出希望后，派周总理在北京首都机场与其见面，史称“机场会谈”。这是1965年柯西金访华以来，双方政府首脑惟一一次接触。会谈虽然没有重大的成果，但双方达成了停火、维持现状的协议。中苏边界从此确实安静了许多。

珍宝岛事件惊醒了世界。一个紧随美国总统身后的人开始对此做出分析，他就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

时年不到40岁的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基辛格是尼克松总统的智囊团成员，他凭借自己对国际政治的精确分析能力为尼克松进言献策。在审视地图后他发现：冲突发生的地点离苏联铁路终点只有几英里，而离中国的任何一个铁路终点都有几百英里。任何一个国家的指挥者都不会选择这样不利的地点发动进攻——基辛格的判断虽与美国官方的“中国好战”结论相悖，但却更接近实际。在一个个类似的判断做出后，基辛格在尼克松心目中的地位日见提升。

外公的预言

1969年，尼克松赴欧亚访问期间，也在寻找向中国传话的渠道。他知道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友好，于是在与该国总统叶海亚会谈时请他给中国领导人捎去口信，表示美国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叶海亚总统随后约见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转述了尼克松的口信。大使将此消息报告国内。为中美之间传递信息的巴基斯坦渠道就此开始形成。巴基斯坦渠道与后来的罗马尼亚渠道、巴黎渠道，对于打开中美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外公的认识则更进一步。海容记得，也是在1969年，有一次外公似乎无意地向她提了一句：“美国可能要派基辛格来中国。”然后，他就继续埋头看起了每天那两大本《参考资料》。

须知，当时基辛格远没有像后来那样蜚声全球，还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学者。所以，海容并不清楚基辛格是何方神圣，顶多了解到他是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更不会想到自己后来会接待此人达9次之多。

事后想来，海容觉得主席一定是根据《参考资料》和其它国际文电综合考虑后得出的结论，他曾说自己的任务就是研究国际形势。其实，基辛格对国际局势的言论早已引起中方关注。查询后可发现：在1971年7月16日基辛格秘访中国前，他的名字在《人民日报》共出现27次，在外公每日必看的《参考资料》中出现的频率想必更多。由此可见，外公把美国特使人选判断为基辛格，是有资料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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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交”初露端倪

1958年，外公在接见我驻外大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一向所想的是同美国闹成僵局20年，对我们有利。一定要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