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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作战。不久，红军以三万兵力，在十五天内，由西向东横扫七百里，连打五个胜仗，歼灭国民党军三万余人。叶剑英在总司令部里，认真学习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作战的艺术，同时注意调查研究，掌握敌情我情，逐步取得了运筹指挥的发言权。第二次反“围剿”战役胜利之后，中央苏区军民在毛泽东指挥下，从7月至9月又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从这两次反“围剿”作战中，叶剑英亲身感受到，毛泽东对敌情了如指掌，能够及时作出准确的判断，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待人诚恳，作风民主，既有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又有科学的求实精神，因而能团结同志在极其困难复杂的条件下战胜敌人，赢得广大军民的信任，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为中国革命有这样一位好领导人，感到自豪，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

1931年11月，在红都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叶剑英任中革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长（即总参谋长）。

叶剑英担任总参谋长以后，一方面继续协助朱德等人指挥作战，同时，以大量精力，抓紧进行司令部机关的建设。

当时，红军正处在创建发展时期，因战斗频繁，来不及进行休整，各级统率机关也刚刚建立起来，缺乏明确的分工和严密的制度。尤其司令部的参谋工作缺乏经验，还不能完全适应战争的需要。叶剑英担任参谋部长以后，对这个问题感触很深，经过调查研究，他向军委提出，要建设精干的统率机关，统率部各机关部门应当坚持短小精干和办事效率高的原则。朱德等同志支持他的建议，决定对统率部机关进行整编。在总参谋部内成立了作战、侦察、交通、动员、教育和管理等部门。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3）

叶剑英非常注重培养提高参谋人员的素质。他亲自办参训队（班），召开师以上参谋长会议，言传身教。当年担任过师参谋长职务的耿飚，多年后回首往事，仍津津乐道：“叶参座那时开会给我们讲苏联红军、中国红军作战经验、战略战术，还讲孙子兵法，听起来，特别新鲜，他不愧是一位军事家。”同志们习惯沿袭他在国民党军队时的称呼，仍然亲昵地喊他“参座”。但这“参座”，与白崇禧等国民党著名高参有所不同，不是“白色”的，而是“红色”的。

这期间，叶剑英还参与了宁都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

起义前，他听取研究起义方案，秘密转送起义部署图。12月14日，赵博生（共产党员）和季振同、董振堂等率领二十六路军万余人在江西宁都举行了起义。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叶剑英多次亲临视察，给部队讲红军传统，帮助解决各种问题。他与赵博生、董振堂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多年后，他在《怀战烈》组诗中写道：

宁都霹雳响天晴，赤帜高擎赵博生，

虎穴坚持神圣业，几人鲜血染红星。

英雄战死错路上，令我深怀董振堂，

猿鹤沙虫经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

1932年5月，蒋介石亲自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大批军队向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他下令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湖南的国民党军牵制中央根据地红军的主力，准备大举进攻中央根据地。叶剑英积极协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组织指挥苏区军民，积极进行反击敌人第四次“围剿”的作战。7月初，他参与部署红军发起南雄、水口战役，打击了向江西“进剿”的国民党军粤军部队的气焰，稳定了中央根据地的南翼。8月，他根据苏区中央局确定红军向北作战行动决定，领导参谋人员制定了先打乐安、再攻宜黄的作战计划。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的直接指挥下，红一方面军攻克乐安、宜黄，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异常残酷紧张的反“围剿”作战期间，叶剑英始终保持紧张乐观的情绪，勤于侦察，精于运筹，不避艰险，深入前线，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高度赞扬。

办好红校，开展东南战区游击战

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发展，并没有平息党内的矛盾斗争。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有关决议和指示，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所谓“反倾向的斗争”，激烈地批评和指责毛泽东过去坚持的正确方针政策，提出“以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冒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