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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派专机护送父亲立即回北京，要我们7月2日启程。但是7月1日的凌晨三时左右，冠华给我来电话，外交部值班室先通知了他父亲的噩耗。我从睡梦中被电话铃惊醒，马上直觉到出了大事。我抓起电话，传来了冠华沉重的声音。至今我都清晰地记得他说：“我告诉你个不幸消息，你一定要顶得住。行老刚刚在香港去世。我现在在叫司机，马上过来陪你。”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但我仍然接受不了这现实。我颤抖着哭了起来，我说：“就差一天了，为什么没有等到我和妞妞去！他最爱妞妞！”冠华说：“你千万别太激动，老人家毕竟九十三岁高龄了。我马上来！”此时，我清醒了一些，我坚持说他不必来看我，我会冷静的。那时冠华政治压力极大，要做“检讨”，工作又忙，凌晨跑到我这里陪我到天明，难免又出闲言碎语，我们那时还未结婚。冠华拗不过我，叹气说：“你这个人有些事那么勇敢果断，偏偏有些事又那么顾虑重重！”挂上冠华电话后，马上就接到了值班室电话，说周总理指示由连贯同志作代表同家属一起赴香港料理父亲后事。香港先开追悼会，骨灰由专机迎回北京再开正式追悼会。值班室并通知我当天下午在政协礼堂开治丧委员会筹备会。

放下电话之后，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心里一片慌乱。我一直认为父亲在我的生活中并不牵连多少感情。如今他真的离去了，我才突然感到我是他的女儿，他的逝去使我心中的世界塌陷了一块。我睁着眼睛躺在床上，等待天明，我和父亲的种种往事都浮现出来。我们之间从没有父女深情，因为在我童年时代他就去了大后方重庆；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住在殷夫人那边，我只在下午放学回来偶然见到他。我的少年时代是极其孤寂的。父亲忙于他的律师公务和应酬，母亲忙于社交，几乎天天打麻将到天亮。我早上去上学，她刚刚睡觉。我下午放学，她又在麻将桌上，或出门赴宴。孤独的我常常几个小时地坐在楼顶平台上看小说，看天空，看自由飞翔的小鸟。星期天上午我最大的愉快是去长乐路天主教堂做礼拜。家庭对我来说只是个嘈杂的房子，只有神父的布道和唱诗班的歌声才带给我宁静和梦幻。1949年我随母亲迁来北京后，与父亲才天天在一个家庭中生活。但我已培养不出那种父女、母女的舐犊之情了。我很快卷入了革命的洪流，想去朝鲜打仗，想去三门峡造水电站。只要为了革命，我毫不留恋这没有多少温情的家。到了60年代初，是毛主席教育我要正确对待父亲，他说血缘关系并非人与人之间决定亲疏的唯一依据，我不应忘记父亲对我的养育之恩。此刻当我意识到再也见不到父亲时，他对我的那些点滴关怀都记起来了。在我上大学时，周总理有一次去看望父亲，父亲把我的一张照片送给总理，请总理关照我。后来，总理的秘书打电话到学校询问我的情况。我知道后反而对父亲很生气，我说我不想当民主人士的女儿，受照顾，我要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走自己的路。父亲到了晚年很想弥补我们之间的感情，但却不知道为我做些什么才好。1972年，父亲有一次病重，住在北京医院，有一段时间，神志不清，我天天去看他。以后他病情好转了，有一天，我送家里做的饺子给他。父亲吃完后叫我坐在他床边，非常动情地对我说：“这次我病得很重，有些话我要对你说。我觉得对不住你。你的三个哥哥中，二哥你没有见过，他死得太早，他是很聪明的，可惜了！三哥和你们住在一起，你知道他精神有病，也早死了。你大哥是我花的心血最多的。他一直在我身边，但他一辈子没有做成一件事。章眉从小随她母亲去了香港，我也顾不上。章家到最后有出息的只有你。可是我一点都没有为你做点什么，你是靠自己奋斗成才的。我到这个年纪，最有安慰的只有你了，总算我章门有幸。以后你大哥，你眉妹还要你照应。”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动情，一时不知何以作答。我和父亲之间从来没有这样开诚地谈过话，我只是要他好好休息。他那时耳朵已经完全聋了，我写下来给他看，要他放心，我不会辜负他的期望。他宽慰地点头。这一切在当时是些生活中的琐事，而如今父亲离开人间二十年了，我才觉得幸亏有那次谈话使他得到些许安慰。

相爱何难（8）

清晨，冠华又来电话，问我睡一点觉没有。我谎说睡了。他不信，又说要来。我说我有许多事情要做，不必了。我第二天就要去香港，说不定晚上也见不到他了，我还要去学校把妞妞接回来。我说我一星期就回来，要他保重。

这天下午，我去政协礼堂开治丧委员会的会议。天下起雨来，下得很大。下午四时左右，会议结束时，外面已是瓢泼大雨，天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