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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是几十年从未改变过的“中国观念”，其实非常糟糕。我记得，用庚子赔款建起的老医院、如协和医院，在50年代还保留着洋人办医院的老风格，那时医院洁净安谧，到处墙上都贴有一个“静”字，医生护士走路都像猫一样，悄无声息。医务人员均恪尽职守，起码都很和蔼，基本没有陪床的家属，全不像今天国内医院，几乎都如乱哄哄的“自由市场”一般嘈杂。好像咱们中国人就得这么吵吵嚷嚷的一副德行。

我想，我们中国老百姓就是生病了，也应当是有尊严的人，怎么一到医院都变了“孙子”，低三下四，还愁着不知怎样才能巴结上人家。现今中国的医院是“卖方市场”，买主（患者）在这里永远抬不起头来。

这一点我们未和发达世界“接轨”。在西方国家，医院不是“市场化”的，像学校一样，属于“非营利性机构”，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否则就是违法。在西欧、北欧，全体人民、包括外国人都可以享受到“免费医疗”。在美国，是实施“医疗保险”制度，为防止医院因收费问题而延误治疗，所以法律规定医院不得询问病人能否交钱。先抢救、先看病，其他一切都以后再说，否则即是违法。这是用法律来保障医院对公民的“人道主义服务”。另外，平心而论，欧美医生的人文关怀观念比国内为强。当年白求恩来到八路军的医院，有一次和一位院长一起穿过简陋病房去自己的办公室，院长径直走向办公室。白求恩说，您怎么能这样走过去呢？来，我做给你看。白求恩走进来，和每一个伤病员都亲切打了招呼，嘘寒问暖，问伤情，还不断鼓励他们说：小伙子，好样的！孩子，你很快又可以回前线打鬼子了。然后才向战士们道别，走回自己办公室。

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今天医护人员不可能都像白求恩那样。环境全不一样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大量“国有”的医院，国家并不怎么予以财政上的坚强支持，而是让它们在“市场经济”中去自己拼搏、自负盈亏，这是值得重新考虑的事情。经济学家以为，若什么都市场化、民营化了，就解决了一切问题，而近来抗萨斯的实践证明，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如果医院仍都像这些年那样，只要交不上预付款，即使是危重病人，即使流血不止，即使心脏病发作，也不做抢救，任其死在挂号室窗前，那么萨斯还能控制得住吗？整个民族岂不要出大乱子？所以显然，“市场化”这一药方绝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一点人们千万要清醒。

为防止整个国家爆发大乱，5月1日国家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医院对非典患者和疑似病人“严格执行先救治、后结算费用”的规定。而在4月16日，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也已发文要求医院先接病人后结算。这当然是正确的，否则因“收费问题”非典一旦控制不住，那以后就不知还要花多少钱了。但仅只如此，是否解决了“费用”问题了呢？尚没有。尽管医院方面对非典已经“先予以救治”，有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有的医院是出院时账目要结清，不能拖欠，使非典患者非常为难。多数患者得非典，并不是因为自己犯了错误，而是传染病乃从天而降。无奈天道不公，萨斯又多是袭击那些没钱的穷人。同时，医院方面也在使劲抱怨，上面只有“你们先治吧”一句话，给了政策，但国家的钱并没有及时拨下来，医院纷纷述说经费紧张，入不敷出，有的医院还说下月只好去银行贷款了。

由于医院都得“自负盈亏”，所以，没有了买主（病人），医院就受不了了。自从萨斯在北京爆发后，往日熙熙攘攘的医院，忽然门庭冷落车马稀，住院病人也不敢来了，这给医院带来非常大的财政压力。如北京天坛医院这个三级甲等医院，过去日门诊量在　3000人以上，5月中旬下降到800以下，据称仅住院费一个月的损失就超过1000万元。所以，一方面是萨斯的诊治费用一时收不上来，另方面是一般病人不来了。他们这才发现：病人是衣食父母。但以后恢复正常时，是否医院就会开始善待病人了呢？我认为还是不可能的。这是非常时期，因此改变不了医院的“市场观念”，而只有医疗制度的改变，才能真正改变人们的观念。是存在决定观念，而不是观念决定存在。但我们的制度能否改变呢？难。

这里讲的是北京的医院，在我国，目前县级以下的医疗机构，还是相当简陋的。这也是个极大的问题。假若萨斯真的冲向农村，我们的县乡级医疗单位的“硬件”能否抵挡得住？我们在《南方周末》上看到对山西吕梁地区的贫困县兴县圪塔坡村的采访，深感惊心动魄。他们的人均年收入只有300元，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