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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问：“袁崇焕只是聪明吗？”

小女孩想了想，说：“他做了很多好事。”

有门儿！

我又问：“他做好事为什么被杀了呀？”

小女孩用大惑不解的眼光看我，好像在疑惑：这点儿您都不知道吗？然后，小女孩说：“冤枉啊！”

到位！

我问女孩：“你上几年级了？”

“三年级。”

跟我们家阿牛同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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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好处”和“一个观众”

“文革”后，刚开始拨乱反正，工作组到阎崇年所在单位，让大家讲“文革”的坏处。阎崇年却说：“文革有两大好处。”

工作组警觉起来：怎么，竟然有人敢顶风而上唱反调？难道这文质彬彬老先生居然是“三种人”？

阎崇年说：我在“文革”中有两大收获。

第一个收获是：那时，有人造反，有人保皇，我什么也不是，逍遥。十年时间，外边不管怎么打，怎么闹。我躲在图书馆看书。后来百家讲坛讲经典，阎先生讲《大学》时，还把这件事作为“己和”的例子来讲。

第二个收获是：那时，没人好好上班，没人管打卡，没人管我到哪儿去。我一直想好好琢磨琢磨大运河这条南北贯通的“大动脉”，可我不是“红卫兵”，不能坐免费火车，就骑个自行车，沿着大运河，从北京一直骑到杭州！一路上考察风土人情，骑自行车反而考察得更细。多少年想考察大运河的愿望，没想到“文革”给成全了。

工作组的人一听，放心了，原来不是什么“三种人”，只不过是老书呆子的两件小事。

这两件小事对阎崇年却绝对不是小事。

别人荒废十年光阴，他白捡十年光阴！

别人文斗武斗互相斗，他和文史资料斗！

“文革”一结束，阎崇年把《袁崇焕传》拿出来。

辛辛苦苦写十年，卖出二百本！

二十年后，百家讲坛找上门。

一直跟阎崇年合作的，是百家讲坛一对俊男靓女：马琳和那尔苏。那尔苏文字阳刚而漂亮；马琳善于配优美的画面和音乐，阎崇年跟这对青年人的合作珠联璧合。

录制“正说清朝十二帝”时百家讲坛还没有自己专属的录制场地，录制节目是在现代文学馆。现场观众，经常需要“特邀”：哪一场由哪一家高校组织学生听。观众自动前来捧场的很少。

有一次录制“正说清朝十二帝”，导演高虹到了，马琳和那尔苏到了，主持人到了，阎崇年到了，原定录制时间也到了。

现场观众呢？一个也没有！

怎么回事？那尔苏打电话问组织者，对方“哎呀”一声，太抱歉了，“我把这事给忘了！”

那么，让组织者立即下通知，马上组织学生，抓紧从郊区赶到现代文学馆？黄花菜都凉了！要不然，今天不录换明天？总导演高虹说：不行。咱们是按商定的录制时间交场地费呀！

阎崇年说：“没事儿！就这么录吧。”

有个人打开门往里瞅。马琳赶快跑过去问：“您做什么？”

来人回答，他来找什么人，没找到，看看他在不在这儿？

马琳灵机一动，说：“您给我们当观众吧！”

那人倒也好说话，当观众就当观众呗！

就这样，阎崇年给一个观众讲了一场“清十二帝”。

结果，这一集收视率很高，数以千万计的观众对这集“咸丰（下）”大叫其好。

同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我听到“一个观众”的故事，对阎老先生特别钦佩。主讲人跟观众“互动”有时候特别重要。你讲得精彩，观众就情绪高昂；你讲得乏味，观众就没精打彩。主讲人可以根据观众反映随时调整讲课的内容。只有一个观众，主讲人可真得“凭它场内空空，自己淡定自如”！

我想，阎老师面对一个观众时，心里肯定装了亿万观众！

。。

于丹“酷评”和“捧哏”

百家讲坛渐渐热闹起来时，“说聊斋”也忝列其中。北京开个主讲人和影视研究者的联席会，因为我是外地的，没参加。正是那次会后“说聊斋”从六集扩充成二十四集。当时大家研讨的内容固然有我等这些讲六集、八集的“散兵游勇”，但一讲就是三十八集《正说清朝十二帝》的阎崇年，是主要研讨对象。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第一个发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