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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当时是不向群众做普遍宣传的。1938年，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一出版，冀中新华书店就大量翻印。阎素同志还木刻了毛主席像印在封面上。解放后我看全国各地的文物，当时所有翻印的《论持久战》都没有主席像，就是我们冀中印了，很有特点。我见到阎素开玩笑说，你功劳不小哇！冀中军民对这本伟大文献宣传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说达到了家喻户晓。吕正操、孙志远、黄敬、周小舟这些负责人走到哪讲到哪。各群众团体也讲，识字班里也讲。到了日寇发动“五一”大“扫荡”以后，我就感到宣传起到什么作用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堡垒户老大娘们见到我们就问：“现在是什么阶段了？”“什么阶段”，是《论持久战》上的语言。人民群众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和信心都寄托在主席的科学分析上。村干部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相互解释和鼓励，说“主席早讲过了，相持阶段困难增多嘛！困难多算得什么！”在那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极端困难的时候，大家都充满着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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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五年抗战就这么完了”（5）

冀中的老人们说，要说冀中的百姓个个都把《论持久战》熔化在血液里，充满信心等待胜利，那似乎也有点拔高了，但要说百姓们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日本人这疯狂劲长久不了，那是千真万确的。百姓们明白，一年也好，二年也罢，总会有熬出头的那一天。所以他们遇见抗日干部，都哭着说：“我们咬着牙熬过这两年，反正有翻身的日子。”

■在地上躲，往地下藏

“五一”大“扫荡”就仿佛一面照妖镜，谁是硬汉子，谁是软骨头，这回全都显出来了。在日本人、汉奸满地跑，我军主力部队又撤往外线的形势下，一些人吓坏了，害怕了，有的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当了叛徒。有的虽说还算是没出卖同志，但也不干了，回家了，谁也找不着了。

各县都有叛变的软骨头，仅据我们手头几个县的资料，即可列出下列名单：六分区主力团团长张子元，投敌；军分区供给部政委肖光华，叛变；抗三团副团长王洗凡，投敌；藁城县县长李大刚，叛变，并诱骗该县公安局长邓忠、秘书张果，粮食科长苏文彩、实业科长张国瑞、司法科长李之郁、教育科长杨秋涛、县议会议长李翼天等多人投敌叛变；肃宁县手枪队队长周万寅被捕后叛变，任敌特务系情报班长；肃宁县一区区委书记陈俊英被捕叛变，他伙同周万寅等人，把县区干部一览表献与日军，使肃宁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肃宁县四区保卫家乡大队长刘绳武被捕后叛变；肃宁县教育科长曹英、抗联主任吴烈被捕后叛变；…………

这些叛徒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老人们说，都是些思想右倾，情绪悲观，心眼活泛的人。像安平县县长张晓舟，就是一例。

张晓舟，是深泽县大直腰村人，中###员，当过小学教员，有一定文化和才干。1938年，就任安平县县长，要说也是老资格了。安平县的干部张根生回忆说，当时，党组织是不公开的，县委机关的公开名义是县游击大队政治处。老百姓搞不清县委书记是个什么官，但都知道县长是谁。而且“因袭传统习惯，只知服从政府。特别是对作为地方父母官的一县之长，更是尊崇备至。”在百姓们眼里，县长，可是个了不得的官了。因而，张晓舟从1938年到1942年，一直在安平当县长，按说应该有相当的威信和影响。可令人遗憾的是，“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官架子蛮大，威风凛凛的，群众都不愿接近他。他本人也从不想接近群众，凡遇到和群众打交道的时候，他都束手无策，一筹未展。时间久了，群众都离他老远老远，在党的工作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的艰苦时代，他本人却像一叶孤零零的浮萍，漂在群众之上。此外，他对武装斗争，表现得很淡漠，从不关心，从不过问。还与少数乡绅地主拉拉扯扯，吃吃喝喝，不像一个党的领导干部的样子。”张根生说，当时县里的干部，说起他都摇头叹气，在“五一”大“扫荡”前民主选举县委时，连县委委员都没选上。

在形势比较平稳的时期，张晓舟这样的人，虽说有脱离群众一类缺点，但毕竟还是做了一些工作，“五一”大“扫荡”一来，他思想上更深层的缺点可就暴露出来了：先是跑到比较安全的村子躲起来了，也不抓工作；继而是情绪日益低沉消极，对抗日失去信心，悲观失望。和他很投机的县政府秘书许彦如说：“咱们成天像耗子一样，钻起地洞没完，啥时候是个头？说不定哪天钻进去就再也爬不出来了。在石家庄日本人手下做事的我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