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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道民意代表超过民意代表总额的1/4，“中央级”黑道民意代表则占其总数的1/10到1/20。他进一步表示，包括“立法委员”与“国大代表”约５００位中央民意代表中，约有５０位具有黑道背景；１７５位省市民意代表中，有近４０位具有黑道背景；８５０多位县市及乡镇市民意代表中有２８６人有黑底。按此计算，台湾各级民意机构中的黑道人物近３８０人。台湾省“刑事警察局”则调查显示，台湾省（不包括台北市与高雄市）有黑道背景的民意代表计１５０人。

民间对民意机构内黑道人士的调查与估计结果差别甚大。１９９９年９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表示，目前五成民意代表与黑道有关。同年９月２１日《联合报》公布的一项各县市级以上具黑道背景的民意代表人数统计显示，８５４名县市议员中有８８名有黑底，“立法委员”中有５人有黑底，“国大代表”中有７人有黑底。１２月２１日，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陈东升发表论文指出，从各种调查分析，台湾省各县市黑道帮派中，有６６�７％的成员或亲属担任民意代表。

这些调查哪一个更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台湾民意机构已严重黑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台湾“黑道治国”也不是耸人听闻，恰恰正揭示了台湾黑金政治已达到人们无法容忍的程度。

乡镇市是台湾权力结构的基础。在乡镇市民代表会中，黑道势力最为庞大。只是这个层级民意机构，黑道势力影响范围相对较小，不大会引起社会的关注而已。这个基层民意机构，正是黑道进入更高层民意机构的桥梁与基础。由于乡镇市民意代表选举，所需经费与票数相对较少，这就为黑道依靠财力、通过买票进入这个权力结构提供了方便。于是台湾的黑道漂白，常常是先从此开始，一步步向上发展。

从岛内基层民意代表发生的案件可以判断，基层民意机构黑化的程度。据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８日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在１９９４年基层村里长及乡镇市民代表选举中，据保守估计，有黑道背景的当选者至少有１５０人，而各县市情况有所不同。台中县各乡镇市民及村里长的选举中，有２０多位黑道人士参选并当选，当选率达百分之百；彰化县乡镇市民代表选举中，有5０人当选；嘉义县乡镇市民代表选举中，黑道兄弟多以高票当选；高雄县乡镇市与村里长选举，与黑道关系密切的当选者有４０多位。台湾不少乡镇市民代表会，实际成为黑道势力的地盘，“黑道治乡”的美名由此而来。

有黑道背景的基层民意代表在基层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关系之后，就开始向县市议会发展，因此县市级议会中的黑色民意代表不断增加，从上述的报道数字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关键在于县市议员拥有的权力远不是乡镇市民代表所能相比的，不仅当选后实际经济利益丰厚，而且在议会开会期间享有刑事免责权。尤其是中南部地区，县市议会的黑色民意代表最为普遍。在１９９３年选出的第十三届县市议员中，有黑道背景者特别多，被认为是台湾政治发展史上仅见的“政治黑道世代”。“法务部长”廖正豪承认，本届全省各县市的议员里３５％有黑道背景。前“立法委员”朱高正指出，“２１个县市的议长与副议长，有８０％是黑道，而且都是国民党党员。”就是说尽管仍有多数议员不是黑道，但这届县市议会几乎完全掌握在黑道议长或副议长手里。最典型的莫过于屏东县议会议长郑太吉（后因杀人案被判死刑）、屏东县议会议长萧登标（曾因多起罪案被通缉）、彰化县议会副议长粘仲仁（因多起罪案被起诉）及高雄县议长吴鹤松（因黑道恩怨被暗杀）等。就是１９９８年选举的第十四届县市议会中，因“冻省”不少有黑道背景的省议员纷纷通过选举县市议员，进入县市议会，县市议会黑道势力进一步增大，仅县市议会正、副议长就有好几位出身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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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道入主“民主殿堂”（2）

在１９８９年“立法院”全面###及１９９８年“冻省”之前，省议会是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民意机构，省议员均是来自各县市的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其中不少是具有黑道背景的人物。虽然有许多省议员不是黑道出身，但与黑道势力关系密切，不少人就是依靠黑道的支持当选的。

台湾不仅地方民意机构日益黑化，而且“中央级”民意机构——“立法院”与“国民代表大会”这种最权威与最神圣的地方也成为黑道角逐的目标。“立法院”黑道老大虽不如地方民意机构那样多，但也有数位黑道老大，并且因其地位高，权力大，影响大，颇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