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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台湾后，尽管仍有极少数黑帮上层人物随国民党去台，但失去了原有大陆黑社会势力存在的环境，又与岛内黑社会势力无历史渊源，与黑社会关系一度有所减弱。不过，国民党当局未从根本上悔过，对党的建设没有进行深刻的改革，又重犯了用黑社会清除异己、控制政权的错误。１９８４年，轰动一时的“江南命案”，就是台湾国民党高层与情报局利用黑社会组织“竹联帮”暗杀异己的最典型案例。这一事件，不仅揭示了国民党与黑社会势力的相互利用关系，而且对国民党在台统治影响深远，打乱了国民党政权的接班部署。

李登辉执政后，在民进党的挑战与选举压力下，不是进行制度更新，不是对党的运作进行改革，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利用一切力量，特别是利用黑社会势力参选，以巩固政权，于是黑道纷纷步入政坛，成为政权体系的一部分，黑金政治一发不可收拾。有学者评论指出，“到了李登辉时代，他结合本地土豪劣绅，引进黑道势力，扫除了蒋家权贵势力，使中国国民党变成了本土化的‘台湾国民党’，那些土豪劣绅、黑道大哥纷纷摇身变成正当的统治者之一。”

李登辉利用黑道来维持政权，与台湾的政治生态变化也有直接关系。20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以来，台湾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在野的民进党成为一支十分重要的政治力量，并通过选举相继夺取一些县市的执政权，在各级议会的力量也逐渐上升，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不断受到威胁。以李登辉为代表的国民党当权派，为了维持统治地位，采取了“胜选至上”策略，提名地方派系人士、特定财团代表，或具有“实力”的黑道人物参与选举各级政府首长或民意代表，为具有黑道背景的人物打开了一条通往政坛的通道，于是出现了“黑道治县”、“黑道治乡”、“黑道治国”的怪现象。

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３日，《中国时报》发表的一篇社论指出：“黑道、金钱介入台湾地方政治由来已久，于今尤烈。剖析其壮大过程，不能不说主政的国民党当局必须负起相当的责任。当初岛内政治转型之时，当局为了展现基层民意支持力量，对抗党内保守势力，未加筛选地吸引、结纳地方势力与黑道人物，一时间‘狡狼型’的地方政客一跃而成为党之栋梁；有前科背景的议长、副议长也成为重要的辅选支柱，于是乎黑白结盟，利益勾结，沆瀣一气，遇有冲突则暴力相向，地方政局因此更加不堪闻问。”

可以说在蒋氏父子执政时期，尽管国民党与黑社会势力仍保持密切关系，但黑道只是被利用的工具，被控制在可容许的范围之内，不能公开合作，也决不会让其介入政治活动，更不会让其成为国民党政权的一部分。但到李登辉时代，黑道势力公然漂白坐大，纷纷进入权力机构，国民党政权与黑道结盟的黑金政治逐渐形成。

黑道漂白大观（1）

台湾黑道入主政坛形成一套黑道漂白模式，即“先当兄弟，再当议员”。这些道上兄弟通常采取的办法就是：运用地方势力帮助国民党进行选举，以维持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国民党则提名协助选举有“功”的黑道兄弟竞选民意代表，于是一大批有黑道背景的人纷纷进入政坛。

黑道漂白的过程或步骤一般是，不少黑道先以参选村里长为基础，进而参选乡镇市民代表，并角逐代表会主席、副主席；下一步便是争取参选县市议员；目标更大者便是争取当选省议员与中央级民意代表。通过层层漂白，政坛黑道势力越来越大，终于形成“黑道治国”的局面。

在地方基层选举中，黑道漂白当选者比例甚高。在１９９４年基层村里长、乡镇市民代表选举中，黑道人物当选的比例相当高。据台湾《自由时报》（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８日）记者保守估计，这次地方选举，有黑道背景的当选者至少超过150人，其中以台中县与台南市黑道当选率最高，几乎为百分之百，就是说只要黑道出面参选，一定当选。黑道当选人数以彰化县最多，上届更高达７０多人，本届仍有５０人。据台湾《新新闻周刊》报道，20世纪90年代末高雄市现任地方民意代表中，有黑道背景的包括张姓（属七贤帮）、蔡姓（属西北帮）、洪姓（属联宏帮）、许姓（属新兴市场帮）及曾姓、吴姓、陈姓和林姓等多人。

一些通过黑道漂白的政治人物在台湾政坛呼风唤雨，典型者如前屏东县议会议长郑太吉、前高雄县议会议长吴鹤松、台中县前议会议长颜清标、高雄市现议会副议长蔡松雄与“立法委员”罗福助、陈明文等。其中，郑太吉的漂白过程及与国民党的相互支持、利用最为典型。

郑太吉曾出面帮助走向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