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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卸任后“总统”办公室设备费１３４�８万元；７、卸任“总统”寓所设备费２８３�３万元；８、车辆费５００万元；９、保健医疗费３３�５万元（１年半）。这些预算合计总额４１３９�３万元。这是在台湾财政赤字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做出的预算，卸任“总统”享有如此丰厚的待遇，可以说是台湾政治腐败到了极点的集中表现。

李登辉当政12年，已从早期一个寒酸的公务员变成一个亿万富翁，拥有巨额财产。李登辉有多处数千万元至上亿的别墅，有多张值数百万的高尔夫球证，分别持有数千万元的股票与存款，而尚未公开的更不知有多少。２０００年１月３０日，###“总统”参选人李敖举行记者会，公开指称，他手里握有一份密件，李登辉在瑞士银行有一个秘密账户，存款高达６０００万元新台币。

高官高薪厚禄（2）

由此不难发现，台湾权势阶层个个高官厚禄，以合法与不正当手段为自己牟取利益。特别是身为台湾领导人与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从昔日一个穷书生变为亿万富翁，而且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在海外有秘密账户与下台后的优厚待遇，让人民看清了执政的国民党权势阶层腐败到了极点，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终于在2000年用选票抛弃了国民党。

派系政治的窠臼（1）

国民党的成长与发展，始终无法逃脱派系政治的痕迹。派系政治的结果是，国民党内无法高度团结，任人唯亲，近亲繁殖，人事倾轧，权力腐败，严重影响国民党的发展。

蒋介石掌握国民党大权后，为巩固自己在党中央的势力，发展出以黄埔系统为嫡系的权力人脉关系，同时党内不同实权派也形成各自的政治势力，掌握相应的权力部门。这种派系政治在抗战时期达到高峰，当时国民党中央的派系主要包括了CC派（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领导的国民党中央组织系统即“中统”）、军统系（主要是以戴笠为领导核心的特务系统即“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孔宋集团（以孔祥熙与宋子文为代表的财经部门）、政学系（在行政系统上辅助蒋介石统治的一批原“政学会”的势力）及团派（主要是以“三民主义青年团”为核心形成的一批政治势力）等五大集团。这五大派系均是国民党内部依附蒋介石的不同政治势力，另外还有与蒋介石抗衡的孙科太子派、汪兆铭派、胡汉民派以及西山会议派等。这种派系的存在，影响了国民党内部的团结与发展。

国民党接收台湾时起，派系政治开始延伸到台湾权力体系之中。当时，曾在大陆发展有成的台籍人士成为国民党接受的要员，纷纷返台担任政府部门要职，形成一股政治势力，被称为“半山派”（即半个大陆人，半个台湾人），而且以陈仪为首的接受要员在发展自己政治势力的同时，也与台湾岛内原有的政治势力“阿海派”（以蒋渭川与许丙为代表）与“台中派”（以林献堂与杨肇嘉为代表）展开结盟，形成战后初期台湾政治派系结构。不同政治派系或政治势力之间，为权力或经济利益展开了较量与争夺，特别是台湾本土性的政治势力或派系，为壮大实力，迅速向地方渗透，逐渐形成以地域为主的地方派系。

蒋介石政权败退台湾后，对其在大陆的失败及台湾“2·28事件”进行了深刻反思，除加强党的改造外，对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进行整顿与重新定位，运用各种方式削弱或清除既有的派系势力。蒋介石通过一系列的分化、牵制与流放等办法基本上将原党中央的五大派系解组，重新确立了蒋介石的威权统治与部署了蒋经国的接班之路。同时，为了巩固政权，蒋介石也对台湾光复初期出现的全岛性派系或政治势力进行整顿，但却容许地方派系的存在与发展，以利用其作为地方选举的动员力量。

国民党当局采取的重要策略是，通过各种制度性的设计或政策性的安排，压缩地方派系的势力范围，让其局限于县市以下的层次发展，避免地方派系出现跨县市范围的全岛性大派系，同时避免其与国民党中央或政府权力内部政治势力结盟。为此，国民党当局在政策上采取长期不改选“中央民意代表”，不举办省长及直辖市长以上的行政首长选举，禁止在议会发展次级团体，杜绝跨县市或全岛性串连。为便于操控，在每一个县市扶持至少两个以上的派系存在，以达到派系之间的制衡与控制。同时，国民党中央通过给予地方派系特殊的经济利益以换取其在政治上的支持与政治结盟。

地方派系就是以一定地域为范围的区域性经济政治联盟，它依靠庞大的社会关系网，控制了地方重要权力机构与经济社会资源，在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