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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的核心职责是对就业进行管理。第二，通过成立经济顾问委员会，要求它每年发表一份发展报告（《总统经济报告》），这个法案使总统和公众都接受了应该由专家和独立人士来担任经济顾问这样一种观念。第三，它将新政的核心目标正式地具体化了：制定和评价财政政策的时候，要考虑到人的价值。

战后时期，作为普通税主要来源的群众所得税、为社会保险而征收的递减的工薪税以及维持赤字开支的收入共同构成了联邦政府筹资的主要手段。此间，民主党和共和党从19世纪初以来第一次在国家财政政策的实质性因素方面达成了一致。两党之间尽管还存在一些重大分歧，但它们在以下几方面的观点都是一致的：保护公司金融结构的独立性；财政政策的目的在于保持经济稳定；要为国防开支提供一个弹性的收入源泉；继续用新政的“保险费”方法为社会保障体系筹集资金；避免采用国家销售税。作为最后一项政策的部分结果，美国的税收收入在国民产出中的比重比任何其他工业国都要小（见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党派偏见的消解无疑有助于两党在财政政策上达成一致。但两党在税收政策上仍有分歧；这是民主党改变政策方向的结果。在战后时期，民主党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税收是征收阶层财富的工具这样的观念。尽管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都支持税收改革，比如征收遗产继承资本收益税，但他们也主张减税，这让人回想起安德鲁·梅隆说过的话。1964年，约翰逊要求减税以“增加国民收入和联邦的财政收入”，因而国会在面临巨额赤字时大幅度削减税收，国会对此表示支持。这样，民主党员帮助共和党完成了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工作——促成两党的一致，并避免征收再分配性质的税收。

两党政策主张的一致性的局势是在公共财政面临的压力比较小的时代出现的，并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导致这种轻松局面的政策几乎是无形的，把两党在政策上的争辩远远地抛开了。在几乎没有公众反对，而且在两党都同意的情况下，联邦政府始终在提高社会保障税税率。雇主和雇员的税率结合起来在1950年是，在1960年是，在1970年是，在1980年达到；从时间上来看，20世纪70年代之后到90年代提高到了。高税率（同时社会保障税的税基也在扩大）使得社会保障税从20世纪40年代还不到GNP的1％增长到20世纪70年代末超过GNP的7％。在这些基金的支持下，社会保障开支从1946年的亿美元（在GNP中的比重不足1％）增加到1979年的1　050亿美元（约为GNP的）。

大萧条时代的危机（8）

长期的通货膨胀的作用不太明显，20世纪40年代末通货膨胀达到第一个高峰，然后在20世纪60年代又卷土重来，并且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都一直伴随着通货膨胀。加速的通货膨胀以两种方式为联邦财政提供了便利。

第一，通货膨胀向未偿付债务和政府债券的持有人强加了一笔很大的税收，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那几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联邦债务在GNP和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非常高（见表）。战后不可预期的物价加速上涨使债务的实际利率降到很低的水平——甚至为负。由于低利率，也由于比较轻松的税收压力，联邦政府的利息支付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在20世纪40年代降到了14％以下，然后不断下降，直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都维持在10％以下。

第二，加速的通货膨胀意味着家庭成员达到较高级别的纳税标准的速度比实际收入的增长要快。事实上，个人所得税的分级标准提高了个人所得税率。这种通货膨胀推动的弹性意味着联邦政府可以经常对那些不会从政治角度损害税收增加的新计划做出善意的回应。

联邦政府高度富有弹性的财政收入体制满足了冷战期间的战略性防御计划的开支，在所得税没有总体或持久增长的情况下也满足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动员开支。但除了这两次战争期间之外，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防预算的规模在GNP中的比重是趋于下降的。这样，增长的联邦财政收入多数是用于国内项目的扩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段时间内，增长最为迅速的联邦计划是教育、福利、卫生服务（包括医疗保险）和城市的恢复发展。此外，通货膨胀推动下产生的财政收入增加弥补了所得税的减少或者新的税收优惠——特别豁免、减税和隐藏在税收规则后面的信用等形式的税收优惠——造成的财政收入的下降。

20世纪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