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第2/4 页)

诗刻止于此矣，死后若有托名翻版，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阑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的全部精义所在。（《后刻诗序》）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在两个板桥的龃龉与冲突中，他之所以总是毫无原则地倾向于其中的风雅者，不仅因为艺术审美方面的某种功利与盲视，他一贯张扬的道德姿态也总使他显得相当被动，无可奈何之余，只能被迫作出这样的选择——事情就是如此的简单！

郑板桥重返扬州的准确时间是公元一七五三年的夏天，那时他已六十一岁，先后居住在城北的汪氏文园和枝上村里，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社会底层人物，他对自己当时所拥有的经济、政治地位以及不菲声誉已显得如此满足，以至在带有自传性质的《后刻诗序》与《刘柳州册子》里，他以将军暮年回忆从前的光荣与战绩那样的姿态，为自己一生中颇足自雄的种种韵事开列出一张长长的名单，包括京师名妓招哥红牙檀拍唱他写的道情，新安有个姓曹的举人曾用藏墨二十三锭换他一册词集，还有个叫吴其相的盐贩子，没什么文化，长得也丑，但能背他的《四时行乐歌》，加上结交朝中贵人慎郡王，乾隆东巡时短暂充任过侍奉书画的小吏，等等等等。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文中以夸张的笔墨对自己才华与知名度的吹嘘，又是“自铸伟词”，又是“索诗文者，必曰板桥”，又是“凡王公大人，卿士大夫，骚人词伯，得其一片纸，只字书，皆珍惜藏庋”。（《板桥自叙》）他甚至用“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来为自己一生的艺术成就作盖棺之论。而在另一些也许需要保持低调才对他更有利的场合，他居然又会谦卑得让人吃惊：“余诗格卑卑，七律尤多放翁习气”，“吾辈所为，风月花酒而已……何与于社稷生民之计？屡欲烧去”。（《后刻诗序》）在各种不同的功利背景下总是能从容地以各种不同的功利形象出现，这是迄今为止我对郑板桥作品的最深印象。仿佛他既能作为一幕传奇剧中主角的现实原型，又喜欢动不动就自己跳上台去亲自参加演出。相同的面容与服饰，不同的精神和心灵，以至观众有时真的弄不清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郑板桥。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两个板桥（7）

可能正是因为他的精彩表演——主要是道具与独白的引人入胜，认为郑的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均臻上乘的评价仍然不少。尤其是在他晚年标价卖画、纵情声色的扬州一带，有一个习惯性的美誉叫“郑虔三绝”，（唐时郑州荥阳人郑虔能诗，擅书画，尤工山水。因其诗、书、画并妙，相传玄宗曾以此誉之）不仅出诸他的朋友之口，连郑自己也时常这样津津乐道。但如果谁要据此较起真来，在我看来至少犯了一个常识方面的错误。因为三绝云云，在当时仅作为顾客与同行对某位书画家带有恭维性质的称呼，就像今天的文坛上喜欢动辄就将大师、著名作家的大帽子随便送人一样。只要对当初聚集在扬州的那帮家伙的生平行状稍微有一点了解，就知道八怪中的那几个人当年几乎人人都有幸得到过这一称号。甚至还包括文艺爱好者慎郡王——郑在为他的诗集题跋时，也曾慷慨地以这一桂冠相赠。（“主人有三绝，曰画，曰诗，曰字。世人皆谓诗高于画，燮独谓画高于诗，诗高于字。”郑燮《随猎诗草、花间堂诗草跋》）我怀疑这样做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出于一种刻意的商业炒作——提高彼此间的知名度——让大伙儿的作品都能卖出好价钱。在这种情况下，听一听远离这座混杂着脂粉、铜臭与盐卤味儿的商业城市的声音——局外人的评价——也许就显得相当有必要。“板桥深于时文，工画，诗非所长。”“板桥时文新奇，画并不佳，惟好男风，是其劣迹”。批评者的身份分别是作为专业人士的袁枚和作为非专业人士的福建总督伍拉纳的儿子——　一个贵族身份的文学青年，《批本随园诗话》的作者。其中袁还戏称郑自我感觉良好的“六分半书”为野狐禅并详述其理由，认为“孙寿本无颜色，又不肯安心梳裹，故为龋齿笑，坠马妆，以蛊惑梁冀、秦宫耳。若西施、王嫱，天然国色，明璫玉佩，岂屑为此矫揉造作，效小家子态哉！”（蒋敦复《随园轶事》）

我们终于要开始说到袁枚了，那就让我们来好好谈一谈他们之间的恩怨吧！作为郑板桥一生最钦佩也最忌恨的人物，袁的富有、才貌、文坛盛名、政治上的呼风唤雨以及生活的豪阔，多年来一直令郑眼红心热。虽说两人同为平民出身，年龄上袁又小郑二十多岁，但彼此在名气、地位和经济上的差距，又何止是一两个档次？加上在人生态度与文学见解上，相互之间也存在着不小的分歧，比如郑一生时常挟杜自重，将三吏、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