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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重视，无法很快取得先进的设备，但随着他们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的逐渐提高，他们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成为广受欢迎的客户，他们也逐渐处于主导设计和技术发展的重要地位。

其他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所走过的道路，也与芯片制造业的发展道路大体相同。当制造业逐渐转移到亚洲、墨西哥和东欧时，科技的发展和设计也紧随其后。此时，在市场经济的自由大道上行驶的驾驶员们，能听得到某个新上路的驾驶员正将变速杆换到高速挡，准备进入超车道。

瞧！中国现在是全球制造业最火的地方。

——ＧＥ塑料集团中国总裁 郭马克

“致富光荣”（1）

中国的转变在初期进行得缓慢而小心谨慎，仅指定某些城市或地区为特区，也只有这些城市或地区才有权利打破规定，向外商提供投资优惠，其他地区仍然严格地走传统社会主义道路。１９８２年我随商务部长前往北京进行贸易谈判，最后双方签订了一项协议，美国在中国境内设立数个对外商务服务办公室，对有意前往中国投资的美国商人提供信息和帮助。

中国所以对美国有吸引力，其原因有二：其一当然是中国拥有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力，它可以生产出低成本的出口产品。其二是中国有潜力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基于第一个理由，最早前往中国投资的商人是约瑟夫？哈，当时他是运动鞋制造商耐克公司的资深副总裁。他于１９８２年随我到中国进行考察，想了解如果耐克公司在中国设厂，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生产输往美国和全球其他市场的产品，是否能降低成本。一开始，这一商业考察进行得并不顺利，中国政府坚持耐克公司必须与缺乏经验、没有受过训练的中国公司合资经营才行。中国的劳动力虽然便宜，但各项后勤保障工作却十分困难，各项清规戒律也像迷宫一样令人摸不着头绪。耐克公司通常习惯与海外的承包商打交道，甚至允许它们拥有自己的工厂，生产耐克品牌产品。因此，它选择台湾地区的丰泰集团作为承包商。丰泰逐渐设立了数家工厂，生产成本低廉的商品鞋。80年代末，这些厂家的经营情况表明，中国的确可能成为一个打不垮的出口平台，耐克公司因此拟订计划，将业务扩展到中国，在那里生产高级运动鞋。

另一个前往中国投资的先锋人物是摩托罗拉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高尔文，他于１９８４年末首次前往中国考察。行前他曾经向我谈到，他对于向中国投资一事持保留态度，认为中国是一个长期敌视美国和市场体系的国家，他说：“我当初的态度是，为什么我们要与他们做生意？”然而，经过两个星期的实地考察之后，高尔文认为，中国领导人对改革的态度是严肃的。他因此改变态度，认为摩托罗拉必须进入中国，而且越快越好。但投资的方式不是中国人所主张的合资方式。在与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会谈时，他斗胆以挑战的口气说，如果中国坚持要按自己的方式办，就一定会失败。高尔文对他们说，摩托罗拉公司准备在中国投资1亿美元，建立世界级的设施，生产高技术产品，条件是摩托罗拉要拥有这些设施的全部所有权和控制权。１９８８年末，中国人终于表示同意他所提的条件，于是摩托罗拉便开始在中国投资生产。中国人对于这项投资的期望特别高，因为他们已经在摩托罗拉的传呼机上发明了新的使用方法。他们开发出了一套标准码，例如，２３４代表“我要订一箱青岛啤酒”，等等。传呼机因此成为手机的前身。由于传呼机的销售成绩相当好，使得摩托罗拉在中国的营业收入比预定时间表提早4年达到了1亿美元。公司的高管们也因此急欲加速发展这一势头。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真的开始行动起来了，它的出口额在１９８１年翻了一番，从３００亿美元猛增到６００亿美元。美国、欧洲、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许多公司都准备跟随耐克和摩托罗拉的脚步，前往投资。但后来的“民主运动”和１９８９年６月的天安门风波，却让一切活动戛然而止。整整两年的时间，全世界的商人都屏息以待，他们投向中国的资金也都按兵不动，几亿中国人也都看着、等着。没有人能知道，###是走向更加开放途中的一个波折，还是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的信号。终于在１９９２年１月，年迈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开始了后来所称的“南巡”。在深圳——它紧靠香港，过去是个小渔村，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他种下了一棵常青树高山榕，并为深圳的发展而高兴，同时敦促要进行更大胆、更快速的改革。他说：“改革就是要解放生产力，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