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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变化，他们按同样的规程传授技艺给自己的学徒。这大致体现了社会平等——甚至是政治平等，反观当今，那些去工厂上班的人在美国国务院里几乎没有发言权。”

在工业革命前，我们都是平等的，但第一次“镀金时代”改变了这一点。卡内基接着写道，“如今，我们的工厂里和矿上聚集了上千名技术工人，雇主对他们一无所知，而在那些工人看来，雇主不过是个神话人物。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森严的等级已经形成了。通常，互相的忽视滋生出互相的不信任。不同等级的人不会互相同情，而是时刻准备好了诋毁对方。”

这种转变在美国尤为明显——原因之一可能是直至今日，美国的历史观还没有完全接受卡内基一百年前所描述的工业社会中那些“森严的等级”的存在。美国在建国初期——美国革命时期——是地球上最为平等的国家，建国者也自豪地宣称这一点。1814年9月10日，托马斯杰斐逊从密西西比州蒙蒂塞洛给托马斯库珀博士寄了封信。库珀是英裔美国人，博学多才，他熟习法律，教授化学和政治哲学，当过一所大学的校长。杰斐逊在信中写道，“我们没有贫民劳动者构成了我们人口中的大多数，不需要从事体力劳动或专业工作的富人为数极少，而且他们仅拥有适量的财富。大多数劳动者拥有财产，有地可耕，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从富人和能人那里索取报酬，只需要适度地工作就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而另一方面，过着舒适生活的富人对欧洲人所谓的奢华完全没有概念，他们比劳动阶级拥有更多使生活更为舒适和体面的物品，但仅比制造这些物品的劳动者多了一点点而已。还有什么样的社会状态比这样更令人满意的呢？”

杰斐逊将这样一个阿卡狄亚式的平等社会同贫富差距显著的英格兰作了对比：“现在，让我们计算一下两个国家各自的幸福值。在英格兰，幸福只属于贵族。你比我更清楚他们同劳工和穷人之间的比例。假设贵族在100人中占4人，那么这个国家的幸福和苦难的比例就是1∶25。而在美国，这一比例是800万∶0，换言之全部都是幸福，没有一丝苦难。”20年后，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回到法国后他写道：“没有什么比美国人民的普遍平等状况更触动我的了。”

在杰斐逊和托克维尔的眼里，美国相当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瑞典。经济史学家彼得林德特和杰弗里威廉姆森收集的大量数据已经证实了这一历史。当时美国的13个殖民地——包括南部和黑奴区——明显比其他国家更为平等，而英格兰、威尔士和荷兰这些国家将很快见证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

“即使将黑奴纳入总收入分布的统计对象，1774年的美国殖民地仍是家庭收入分布最为平等的地区，尽管和其他国家的差距已经变小了。”林德特教授说。

当时，造访者和美国人除了将美国视为一块平等的土地，还认为殖民地的人比家乡同胞要富裕——这毕竟是移民美国的目的之一。林德特和威廉姆森还用了一个重要的特例证实这段历史：除去精英阶层不算，主张平等主义的美国比英格兰更加富有。当目光聚集在最富有的前2％的美国人时，将他们同英格兰的土地贵族相比，连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的种植园主也成了可怜虫。虽然今天我们称之为中产阶层的那些美国人显然比英格兰人更为富有，但后者前2％的富人实在是太有经济实力了，以至于英格兰整个国家的平均收入几乎与美国不相上下。

“在美国找不到能与英国贝德福德公爵相匹敌的人，”林德特教授说，“连最富有的查尔斯顿黑奴主都敌不过英国的土地贵族。”

在主张平等主义的美国——甚至在主张贵族统治的欧洲——工业革命使得社会财富“水涨船高”，同时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工业革命的进程令人痛苦的原因在于：成为失败者是相当可怕的一件事——技术熟练的纺织工等勒德分子从自身角度出发，捣毁使手工艺变得无足轻重的机器，他们的动机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在由前1％精英统治的社会里，工业革命的“创造性破坏”对于许多有诚意加入富豪行列但摔了大跟斗的人而言是痛苦不堪的。事实上，正是他们——渴望成为富豪的人——那令人动容的伤感促使马克吐温写出了为该时代命名的小说。

马克吐温和查尔斯杜德利华纳（《镀金时代》的合著者）在伦敦版小说的前言中写道，“在美国，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自己的如意算盘——不论是在社会地位方面，还是在财富方面。我们想在《镀金时代》中阐述的正是这种四处弥漫的投机心理。对于个人和国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