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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薯！”。可是，刘民放不下眼前的“荣华富贵”和“飞黄腾达”的“事业”。他像蹲在茅坑不拉屎的人固守着这块肮脏的“阵地”一样，捍卫着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常委会上那种“针锋相对”和“互相推诿”的场面充满刘民的记忆，他想起自己在常委会上那种“焦头烂额”的狼狈样子，伤心地留下了两行老泪。常委会上，崔宏星再次强调了党的组织原则，崔宏星说：“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做到党政分离，党不能干涉政府的事情！”。这是崔宏星惯用的手法，每当县里出现棘手的问题时，或者和他自己的实际利益没有关联的时候，崔宏星就会借“组织原则”，把一切责任推给刘民。如果是考察任免干部、安排人事和统筹财物等事项，崔宏星就会说：“党委要抓大事，抓方针路线问题，所谓的大政方针就是任用干部！”，崔宏星总是巧妙地把和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包揽在自己的手中，把那些杂事、难事和得罪人的事，全部交给刘民。刘民知道自己在和崔宏星的较量中，每次都要败下阵来，最终成为崔宏星手里的一张挡箭牌，或者是一根永不弯曲的“顶门棍”。在煤矿这个存满利益之争的行业上，崔宏星总是把开采和审批权限攥在自己手里，而把处理煤矿事故的“执法权”交给刘民。以往是这样，这次也是这样。崔宏星在那天的常委会上强调：“这是党委的决议，相信刘县长是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的！”，他轻轻拍拍刘民的肩膀和在座的常委们说：“希望大家支持刘县长的工作！”。刘民像受到了愚弄和欺骗一样，有苦难言。他说不出来，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县的“七品芝麻官”。“当官就要为民做主！”，这是中国官场上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不能推卸！刘民只好这样安慰自己，他也不得不这样解释崔宏星的言行。刘民抹不去那些使他难堪和尴尬的记忆：钱正红笑容后面的蛮横霸道和霍师爷汇报时的弦外之音，市委老书记苟育德多次打来电话过问的语调儿，付县长李生财躲在幕后阴险而狡诈的样子…。刘民感到，多少只眼睛都聚焦在他一个人身上。他很清楚这都是崔宏星玩弄“权术”的结果。皮肤嫩白的刘民知道，老书记苟育德和县委书记崔宏星，都从振宏煤矿多次拿走过巨额现金，可是当煤矿出了重大事故后，却都躲在幕后装起了无事的样子，说些冠冕堂皇的假话。他们都怕暴露了自己的“隐私”和“内幕”，迫不及待地要求刘民尽快平息此事。可是刘民没有办法，他知道“拿了人家的手软”那句古话的份量。假如依法惩处钱正红那一伙狂徒，他们就会把自己连同所有的人都咬出来，如果不惩罚这些地痞，群众的不满情绪就难以平息，受害人也不会得到安慰。这一切，都使刘民进退两难，束手无策。头天夜里他又收到了钱正红送来的还没有拆包的硬钞。刘民收下了。他想：“大家都在宦海里沉浮，将来淹死的不只是我刘民一个人！”。刘民点燃一支香烟，苦苦思索，他想：“那个看起来比庙里的菩萨还要慈祥的老书记苟育德，一定还趁着朝阳和晨露，在那个小亭下悠悠地走着太极拳的套路！”。刘民的反常的举动，早就使在客厅里唱歌跳舞的刘晚秋感到厌烦，她不明白眼前这个往日潇洒而自信的父亲是犯了什么病，搞的家里一夜不得安宁。她的心里也在想：“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县长吗？”。

刘晚秋从小生长在这个“七品县令”的家里。得天独厚的生活条件使她养成单纯而火辣的性格。姣好的容貌和妙条的身材，都是她炫耀的资本。她高傲和*不羁的行为和处世哲学，常常使来到她家拜访的“客人们”，感到十分的尴尬和窘迫。她在这个家里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刘民不敢惹她。他的妻子也不敢惹他。刘民在这个家里的地位是最低的。如果说女儿是“高傲的公主”，妻子就是盘踞一方的“母老虎”。刘民的妻子白雅娟，是机关党委会的一名普通干部，可是她的权力远远大于她的顶头上司，是那种消闲上班，忙来逛街和当面察色，背后嚼舌的典型女人，比起他的女儿更有另一种风情。她经常和同事们说：“刘县长管着四十万人，我比他多一个！”，于是，人们知道刘民还是一个“惧内”的“软蛋”。人们每当自己家里有了大事小情，特别是遇到“子女求学就业”的大事，都要通过白雅娟，去求得刘民的恩赐。当白雅娟给人们办妥一件，哪怕是针尖一样的小事情后，人们就会听到白雅娟喋喋不休的表白。人们总是在不同的场合，见到白雅娟和女儿刘晚秋的身影。白雅娟高傲富贵的形象和刘晚秋靓丽时髦的气息，总是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是，她也怕她的女儿。女儿刘晚秋在刘民和白雅娟的眼里，是他们的太上皇和上帝赐予他们的美丽天使。可是，这个刘晚秋除了桀骜不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