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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仍将是斗争和争夺的焦点之一。

到1967年7、8、9月间，在“全面内战”中，铁路交通中断事故仍频频发生。

为控制局势，周恩来尽管处境艰难，但他果断决策：要维护军管的威信，派野战军到铁路两边护路；京广、陇海、津浦、京沪、沪宁、沪杭、浙赣等主要铁路干线要分别指定具体部队包下来。

为此，他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了详细的部队护路部署。得到毛泽东同意后，中共中央于8月10日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作为深谋远虑的战略家，周恩来深知自己发挥作用所处的特殊环境和特殊群体。他的力量，不仅来源于广大有良知的群众，而且来源于对党和国家有着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广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主流与逆流的抗争中，1967年的“二月抗争”，在共和国历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1967上海“一月革命”以后，“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的混乱阶段。在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受到严重侵害的情况下，叶剑英、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奋不顾身，挺身而出。他们大义凛然，在不同场合、用不同的方式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对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乱党乱军的行径给予愤怒的斥责。

1967年2月中旬，大较量、大搏斗的第一个回合，达到了高潮。

2月11日下午3时，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人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

像往日一样，周恩来坐中间，一边坐着4位军委副主席、3位国务院副总理和余秋里、谷牧，另一边坐着陈伯达等中央文革成员一伙。很显然，已经形成两军对阵的形势。

会议刚刚开始，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几个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在愤怒中，他们甚至拍案而起。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首先站起来，以他特有的广东普通话，气愤地对坐在对面的陈伯达等人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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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中求治（6）

此言一出，“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伙人面部表情很不自然，他们开始唧唧喳喳。

坐在中间的周恩来对叶帅非常了解，从大革命时期他们就开始并肩战斗，叶帅总是在关键时刻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紧随叶剑英之后，新任军委“文革”组长的徐向前也坐不住了，他一想起类似于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那样的人心中就有一股怒火。徐帅边拍桌子边激愤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接过话去又质问道：“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面对红极一时但在毛泽东主席身边不干好事的陈伯达，叶帅幽默地嘲弄他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在中南海怀仁堂拉开了序幕。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篡党乱军的阴谋，已经被老帅们直言戳穿。

然而，激烈的斗争才是刚刚开始。

几天以后的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再次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这次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前来参加碰头会的谭震林，在门口碰到操纵上海“一月夺权”黑风的张春桥。谭震林心中早就有气。因为在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周恩来总理早就下令把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然而上海的陈丕显却迟迟来不了。

谭震林质问张春桥：“陈丕显同志来了吗？”

张春桥铁青着脸，打着官腔应付说：“群众不答应呵！”

一听张春桥打着群众的旗号敷衍，谭震林气更是不打一处来。他严肃地说：“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