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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就要结束的时候，周恩来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为了使我们两党协商的门开着，为了能够创造良好的气氛，寻求新的途径，建立共同团结对敌的愿望，我希望不要在创造新的气氛中又来一个障碍。”

从几次谈话来看，中苏双方会谈的气氛已经被破坏，但苏联新领导却为自己破坏这次高级会谈辩解，企图把责任推到中方。周恩来坚决驳斥道：第一，米高扬说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完全一致，那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第二，你们坚持召开7月30日通知要开的会，就是坚持老子党的态度不变；第三，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把谈判气氛也破坏了。

在与苏共领导进行接触的同时，周恩来还与各兄弟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这些谈话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的良好愿望以及对苏联新领导的看法的变化过程。

11月7日、8日、12日，周恩来连续三次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在谈话中，周恩来表明了中国代表团的最初愿望：赫鲁晓夫下台是好事，对政策的影响会引起国内和国际关系的变化；我们想做一点推动工作，推动他们向好的方面变化。但是，结论并不令人满意。在8日的会谈中，周恩来向罗方谈了自己的印象：苏联新领导是动荡的。从代表团来庆贺的一些问题上，就看出他们摇摆不定。周恩来通报了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并分析说：“我们中国有句老话，‘酒后吐真言’。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存在决定意识，思想里总有个根苗才说出这个话来。我就在克里姆林宫被赫鲁晓夫灌醉过一次，我怎么没有说这样性质的话呀？这不仅是品质问题，而且包含很多本质上的问题。”在12日的谈话中，周恩来透露说：苏方用20分钟介绍赫鲁晓夫为什么下台。不出我们所料，他们的理由就是赫鲁晓夫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作风。因此我们对他们所作的解释不满意。我们也不要求他们再作解释了，但是我们还保持我们对赫鲁晓夫下台的看法，就是说，我们有权利、有自由评论赫鲁晓夫下台的政治原因。

11月7日、9日，周恩来又连续两次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波兰党政代表团谈话。在谈话中，针对哥穆尔卡所提希望中苏两党停止公开争论的建议，周恩来说：“争论是赫鲁晓夫提倡的”。周恩来想让波兰领导人明白，争与不争，并不取决于中国方面。他讲：“首先要问：争论如何解决？能否马上解决？不可能。苏联同志也这样讲。他们甚至说，在争论的问题上，他们的意见一丝一毫也不能改变。这就是说，一下子谈不拢。”周恩来一方面指出，“我们现在看不出目前有停止争论的可能”；另一方面又从积极的方面说，“当然还要想办法。我们同意创造一种好气氛，寻求新的途径和办法，实现大家要团结的愿望。这就需要时间，需要接触”。

寻求团结（9）

8日，周恩来在会见英国共产党代表团后，还会见了正在苏联访问的阿联副总统阿密尔元帅，他在谈话中诚恳地说：“关于苏联内部，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但是我们总希望他们更强大，而不是更削弱，希望工农业发展，而不是像去年那样。但这些可能性不是一下就能实现的。我们也不是期待甚急。”

9日和12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又与以格瓦拉为首的古巴党政代表团进行了两次谈话。周恩来在谈话中表示愿意增加对古巴的粮食援助。还介绍了中苏会谈的情况和中方立场。

10日这天，周恩来在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谈话时，再次表明了自己对苏联新领导的看法：苏联新领导是要在没有赫鲁晓夫的领导下，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政策。当天，他还会见了正在苏联访问的阿尔及利亚国民议会议长本·阿拉。

11月10日、12日，周恩来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与越南党政代表团举行了两次谈话。他在介绍中苏会谈的情况后遗憾地说：“通过这几天的接触，我们发现情况比原来预计的更坏。现在的苏共领导软弱，内部存在矛盾、混乱和动荡的状况，各方面面临的压力大，这是原来没想到的。”

在与各党代表团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会晤了一些国家领导后，周恩来在莫斯科的任务基本完成。直到11月13日，他才得以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接见使馆的全体人员、中国在莫斯科的留学生和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中国工作人员。面对周恩来总理亲切的笑容，这些在莫斯科的中国人看不出周恩来在苏联期间遇到的波折；然而，在周恩来内心中，却掀起了极不平静的波澜。

接见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