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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可分别请示李先念、李富春、贾拓夫、王首道、薄一波、罗瑞卿、习仲勋解决；重大问题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解决。

周恩来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再次同李富春、李先念等人就解决订高了的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交换意见。在他的指导下，由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

这份报告指出，经济建设中“存在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它认为：

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

生产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虽然报告也表示“1956年的预算，就是按照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5年计划的要求编制的”，但是报告所表明的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反对急躁冒进的态度，是再明朗和坚决不过了。

国务院的意见，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上述报告稿。周恩来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介绍了半年来经济建设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出现的不平衡问题。他再次明确提出：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经费。

反对冒进（6）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中央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会议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

这次会议的结果，周恩来是满意的，他的心情轻松了许多。

第二天，周恩来趁热打铁，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如何压缩1956年那些不切实际的国家预算。他在发言中坚定地说：

“计划和预算应该是统一的”。“我们的预算应该放在可靠的基础上，争取超收。”“既然认识到不可靠，就应该削减。昨天党中央开会决定了这个精神。今天在会上讨论，把数字减下来。”“预算数字一定要削减。”“明知原来的预算完不成，又在报告中列出去，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没有告诉他们实际情况。”“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

会上，李先念也指出：“今年财政预算看来是订高了。”“我看现在下马比年底下马好。”

根据大家的意见，周恩来最后确定，按5％的比例削减国家财政预算，基本建设经费由147亿元削减到140亿元。

把“冒进”作为两条战线斗争的一方，把“反冒进”提到如此重要的高度，这反映了这时的周恩来高出常人的胆识。反冒进，才是周恩来的主要目标。

周恩来等人的做法，得到刘少奇的同意。

6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初稿）》，并批准了4日根据国务院意见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

报告虽然在党内被原则通过了，但在党的领导层中思想上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同意反冒进而要求进一步反对右倾保守的呼声依然存在。有人不同意上述报告中有关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提法，认为这是与去年夏季以来开展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精神相背离的，会引起思想混乱。

6月12日，周恩来和陈云联合主持国务院第30次全体会议，在讨论通过《1955年国家决算（草案）和1956年国家预算（草案）》时，进一步统一国务院系统的思想。周恩来指出，我们提请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批准这一报告的目的在于，“我们可以以此检查和推动政府的工作”。

周恩来的发言，讲到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问题，但他的针对性，他的矛头所向，明眼人一听便知。他说：从去年反保守到现在，注意了发掘群众的积极性，所以各方面都出现了高潮。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高潮，推动了工作，迎来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要求，带来了急躁冒进。去年12月以后冒进就冒了头，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