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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想回到乡村，那里总是会比我现在的处境简单。我已经明白，一切最终都会归于简单。但如果是以前的乡村，我在生活上肯定不适应了，我适应的是其中简单的背景和清新的空气。以后的乡村怎样，我无法预测，可我相信总有这样的地方。

当然，我一直想有重新走进田野的机会。说亲近自然是矛盾的，文明的进步之一是让人部分地和自然分离；进步之后生了文明病，又需要部分地亲近自然。我想走进田野，是想劳动。劳动之美早就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大学期间，唯一有机会赤脚走进田地，是暑假卷起裤管到水稻田薅草。水稻田里的泥柔和润滑，但你不能尽情地滑行，反而要控制自己的步子，否则会殃及水稻。稻田的水中有泥鳅、田鸡和蚂蝗、水蛇游动。我从小恐惧蚂蝗和水蛇，但学会了对付蚂蝗，如果它已经咬住了你的小腿，只要用巴掌一拍，它就会掉下来。可是，我一直没有办法对付水蛇，唯一镇定的是，村里人总是说水蛇不咬人，即使咬了也不要紧。其实，咬了以后还是有些问题的。在水稻田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蛇，只有在河里捞水草时才有让我胆战心惊的时刻。我记得自己趴在船帮上手臂在河水中搅动水草，于是，蛇也顺着水草在自己的手臂上绕圈儿。这个细节，会让我一个夏天都有起鸡皮疙瘩的感觉。在稻田的水放过以后，薅草时留下的脚印就裸露出来，直到收割以后，还可以找到自己的脚印。　。。

眺望与想象（3）

可能因为少年时与田野有这样的亲密关系，我后来对所有作品中关于农事的叙述和描写都有特别的好感。当我读到韩少功的《山南水北》时，我清楚了自己的朦胧意识，我在关于这本书的札记中，说了这本书，也说了自己对过去和未来生活的理解。而种种想法，仍然是在“田野”之上生长的。在我认识韩少功时，他已经在八溪峒筑巢而居。少功移居乡村，曾经是媒体一大新闻，坊间也有种种传说和猜测。——在少功的新作《山南水北》面世之后，可能许多人会发现，当年的一些推测显然小瞧了韩少功的迁居之举。这些年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的、作为消费主义文化符号的“怀乡病”之类的东西，以及这类符号背后空洞的或者扭曲的灵魂。九十年代以来，文学与思想文化界累积了众多这种文化符号的读本。《山南水北》对积贫积弱的思想和写作方式无疑是沉重的一击。我在图文之间，重逢了当下汉语写作中久违的田野之气，重逢了我所熟悉的那个既“仁”又“智”的韩少功。我不想描述少功的思想状貌，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他说到他在八溪峒的居所及乡亲时，他是忘情的，仿佛在农家聊天，卷着裤管、袖子，手指夹着烟吞云吐雾。

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而又杂乱的符号体系中。这是一个庞然大物，许多人面对日益逼近的庞然大物有着不安感。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对抗这样的庞然大物，并不是一个业已解决了的问题。以“沉潜”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特立独行，是知识分子长期不变的选择。而沉潜者是选择“书斋”，还是选择“田野”，又分出两条路径来。我们需要确立一个支点，让自己的思想与美学在乡村中找到本原并深深扎根。正是在这个转换中，才有可能把“书斋”搬迁到“田野”，才有顶天立地的可能：亲近大地，仰望星空。回到“原来”已经不可能，但在那里重新出发仍然充满诱惑力。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回到生态之中的“新寻根文学”。《山南水北》是一本有关大地的美学，也是有关劳动的美学的书。对山野自然和民间底层的观察与描述，使本书生气勃勃。它所呈现的场景和与之相关的世相，是书斋之外的“象”，也是书卷的字里行间消失了的“象”。少功的文字因此和大地的血脉相连，而我们也因此听到了他的呼吸，闻到了他的汗水，见到了他的两腿泥。而且，我特别想指出的是，那些带有原生态的细节构成了这本书的肌理，这已经是无数作家丧失了的能力。

当年在寻找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的优势时，不少作家虽然也深入民间，但书写历史的观点并未形成。几年前，我在与少功的对话中，他曾经批评我们的史学，认为史学基本上是帝王史、文献史、政治史，但缺少了生态史、生活史；换句话说，只有上层史，缺少底层史，对大多数人在自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生存状态，缺少了解和把握。如果我们在生态史、生活史，或者底层史的视角里考察，那么究竟是选择城市还是乡村，其实并不是个问题。在生态史和底层史的构架中，城乡的结构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我感慨，许多知识者盘腿坐在农家的小院子里，我和我的许多同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