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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种方式写作，写作者总处在与时代的关系之中。但如何看待和表现这个时代，几代作家是很有差别的。当年读陆文夫《围墙》时，对改革的前景是那样向往。我想，无论是陆文夫还是高晓声，对后来的改革时代一定充满困惑。我和陆老师的那次长谈，就感觉到他的困惑和惆怅，以及对当下的无能为力。

追溯知识分子进入一九八年代时的状态，我们不能不对那时的自信与单纯生发感慨。诗人徐迟在一九八年第一期的《诗刊》上发表诗作《八十年代》，他歌吟道：“我们将脱下旧衣裳，换新装对镜重梳妆。”如诗人所言，“我们”以及“我们”的“中国”都以新的“装扮”进入了称为“新时期”的时空中。“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知识分子如“木兰”一般。但是，这样一个状态在八十年代尚未终结时便分崩离析，“我们”以及“我们”面对的“镜子”，都已支离破碎。那位最早在诗中“对镜重梳妆”的杰出诗人徐迟，也在一九九六年跳楼自杀身亡。

我现在也常常在讲台前高谈阔论。但我觉得自己心里的底色和当年坐在台下时不同。

我对自己的学生说：我自己贴近或者疏远这个时代，视阈所及，仍然是混沌之中的光明与黑暗。贴近的景象是在眼前，疏远的光阴则在身后，而无论如何，我们置身于这个时代。当我给自己确立这样的写作者位置时，我意识到一个时代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只意味着困境，而一个写作者的原动力则是他内心深处生生不息的困惑。因此，不妨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在困境与困惑的打磨中生长的。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人琴之戚（8）

在别人看来，这或许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我很长时间不能了然于胸。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再到九十年代，我们关于文学的思想不断更新、翻新、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获得了阐释文学与时代与历史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无论是作为“立法者”还是“阐释者”。作为一种困境的时代之所以形成，其实与我们自身的知识生产有密切关系。——这也是一种真相。我期待这样的不惑之惑，能够为我自己的思想与文字勘探出一条小道。

往生者讲述了他们的故事。在这个挤压的时代中，我们能否有自己的故事和讲述故事的方式，也许决定了文学的生死存亡。在真实的生活中，我们几乎都被格式化了，我们自己也用某种方式包裹、装饰了自己。我想多少年以后关于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包括文学知识分子）的传记，比起哪个时代来都可能更显单调、贫乏与划一。我们没有自己的故事，没有事件也没有细节，冲突与越轨都会被适时地控制与调节。我一直觉得这是我们与我们时代的悲哀。然而，我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不认为这是我们的全部。我们的内心中应该还生长和挣扎着另外的生命迹象，而这种迹象可能更真实地残存和保留了我们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秘密。倘若这只是这个时代的我们的一部分，那么，另一部分在何处？显然应当在文学中。比如说“*”时期的顾准，就留下了两种文字，也是他的两种肖像。我们读到了两个顾准，也由他的文字读到了知识者对同一个时代的不同解释，我们由此获得了对那个年代以及其中的知识分子思想历程的复杂认识。文学，是否有可能如此，把另外一种关于时代的讲述留下，也把写作者的另外一面留下？这种可能，取决于我们能否有自己的故事和讲述故事的方式。

令人烦恼和不安的是，我们在文学中似乎和各种各样的故事与讲述者相遇，故事不断被生产，甚至有些过剩，至少那么多的长篇小说让你眼花缭乱。但是，能够让我们读下去的越来越少了，能够让我们记住的越来越少了。我们并不缺少有才华的作家和批评家，可是，文学的写作者总缺少什么。我不清楚，写作者的思想能力从何时开始变得不重要了，世界观从故事中消失再次呈现了写作者哲学上的缺失和贫乏；写作者生活在世界之中，但写作者的写作是生活在对世界的认识之中。我不清楚，写作者的个人品格是何时从作品中消失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品格，还是因为我们无法呈现自己的品格？在讨论那些经典作家时，比如讨论鲁迅，我们从来不会无视鲁迅的品格。我不清楚，写作者的文字为何没有了自己的气息，文字应当是自己的血液中过滤出来的，它带着个人的体温性情。网络语言和报刊社论对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不会构成干扰，可怕的是写作者的个人气息在文字中散失。

诸如此类的困境与困惑，让我明白，文学写作之所以重要，就因为它不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信仰。在这个时代，写作如果不能与自己的信仰、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