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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卫队。

王阳明告诉他们，按规定，新官上任不得带士兵。不过，对付他们不必用士兵，有咱们这些人就足够了。

他的方法是，让商人们把各自的船插上官旗，敲锣打鼓，一字排开向前进发。

就这样，江面上出现了十几艘“官船”，锣鼓声震耳欲聋，气势逼人。到江心时，像是从江里冒出来一样，几艘破烂窄小的船挡住了去路。有商人哆嗦着说，这就是水盗的船。

王阳明走上甲板，对着水盗们喊话：“我是中央来的大官，是皇上要我来巡抚此地，你们居然在我的地界闹事，不要命了？”

说完向身后一指：“这么多官船，你们也敢劫？”

水盗们仔细辨认眼前的船只，模糊地认定是官船，又见到王阳明站在风里屹立如山，气场十足，纷纷跪在船上说：“我们也是被逼无奈，才跑到这里为盗的。政府苛捐杂税太多，我们无法承受，还希望大老爷开恩。”

王阳明为了尽快到赣州办公，就打发他们说：“你们的供词我已知道，如果情况属实，等我到赣州后马上为你们解决。”

水盗们见王阳明说得一本正经，马上欢呼雀跃地让开水道，王阳明站在甲板上，指挥各商船陆续离开，走出很远，才松了一口气。

商人们说：“如果那群海盗识破了咱们，后果不堪设想啊。”

王阳明笑道：“他们只要一疑，这事就没有失败的道理。”

轻易化解水盗的包围，似乎给了王阳明一个好预兆。1517年农历正月十六，他抵达南赣巡抚办公地江西赣州，开府办公。他连一分钟都不休息，先是让人到南赣巡抚各管辖区传令：新巡抚王阳明已上班。与此同时，他在赣州武装部队中挑选了两千名士兵急行军先奔福建汀州，他随后即到。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福建漳州大帽山的詹师富。

在对詹师富采取行动之前，王阳明谨慎地“知己”。他发现自己一方有三个致命弱点。

第一，当地政府军毫无战斗力。原因是，接连不断的匪患使得当地政府财政枯竭，军费开支被严重压缩。身强力壮的士兵都去当了土匪，留下的大部分是老弱病残。另外，他们和土匪打了多年交道，胜少败多，形成了“畏敌如虎”的心理。王阳明的应对办法是：从四省军队中拣选骁勇绝群、胆气过人的士兵组成一支兵团，日夜操练。

第二，政府里有敌人的卧底。这从多次的剿匪档案中就能看出，大的军事行动找不到土匪的影子，小的军事行动总遇埋伏，他得揪出内奸。

在之后几天的摸查中，他掌握了一位老吏是内鬼的充足证据。他把老吏叫到办公室，先是客客气气地和他聊家常，慢慢地过渡到政府事务，最后谈到了政府剿匪的事倍功半。

正当老吏侃侃而谈时，他假装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山贼们如何知道我们的每一次军事行动？”这一突然袭击让毫无防备的老吏怔了一下，当他意识到自己已露出马脚准备掩饰时，为时已晚。

王阳明大喝一声：“你想死想活？”

老吏本能地“扑通”一声跪到地上正要辩解，王阳明又喝问：“为何做山贼的奸细？人证物证俱在，你如果等我拿出来，就晚了。还不赶快招了！”

老吏的心理防线被王阳明迅如闪电的组合拳击溃。他承认自己是奸细，请求王阳明放他一马。王阳明说：“你要戴罪立功。”

老吏问：“怎么个戴罪立功？”

王阳明说：“你继续当你的奸细，以后的情报由我给你，我叫你放什么消息你就放什么消息。”

老吏磕头如捣蒜，用良心发誓，一切听凭王阳明的安排。

王阳明再通过老吏的供词揪出了隐藏在政府里的多名奸细，如法炮制，把他们变成了自己传播虚假消息的话筒。

第三个弱点是，民匪一家。上山做土匪的在山下都有亲人。由于政府的横征暴敛，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做土匪的亲人，所以他们对土匪有深厚的感情，经常给土匪通风报信。王阳明的解决方案是：十家牌法。所谓十家牌法就是要每家把所有家人的个人信息（性别、籍贯、职业等）写到一块木牌上，挂在门口。十家为一牌，由指定的人当牌长，牌长手上有一份关于这十家的详细资料，这份资料甚至详细到这样的地步：谁家有残疾人，哪里残疾，怎么残疾的。牌长每天在固定时间挨家挨户查巡，先用手上的册子对照各家门口的牌子，然后对住户人口进行比照。有时候会搜查，一旦发现有“黑户”（没有在牌子上记录的人），立即报官。倘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