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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九年秋季开学后，收缴学费和书本费成了一件难事。在规定的时间，还有一个女生，成绩非常好的班干，没有交费。我把她叫到办公室，她哭了，什么也不说。我了解她姐妹特别多，母亲身体不太好，但学校没有减免的意思，只能催她了。隔了两天，下午第一节课，铃声响起时，她提了一篮子鸡蛋，放在讲坛上，说：“先生，我先交一篮子鸡蛋。”这个村上的学生和老师对教书的不称“老师”，而是喊“先生”。我不知所措，让她回到座位，小心翼翼地把篮子放到地上。下课后，我把这篮子鸡蛋送到厨房，我们几位老师买下了。

在冬天还没有到来时，我基本上每天返回家中住宿，第二天清早再赶去学校，所谓早出晚归。这年的秋天和冬天，我吃了太多的野兔，并且开始有点习惯吃羊肉。我们那儿养羊的人家特别少，我很不习惯羊身上的味道。收棉花的季节，田野和天空一样空旷，打猎的蹲在干涸的水沟里张望，等待野兔野鸡出没。通常是在傍晚放学时，那个打猎的中年人提着野兔来到学校教师办公室。这种情况下，我便留下吃晚饭。这是我最早适应的AA制，留下吃饭的老师平摊这只野兔的钱，账记在那儿，发工资时扣除。有些老师从不留下吃这顿有红烧野兔的饭。起初我也有点犹豫，但同一个办公室的几位语文老师说，你怎么能回去吃饭？我便留下，后来就成为吃野兔的当然人选。当时代课，一个月的收入是八元，如果是民办老师则在十二元左右，而公办老师是二十九元半。一校三制，即使民办教师的工作量超过公办老师，待遇也是如此。可在当时，八元，十二元的月收入在乡村算是比较高的了。这可能就是打猎的人总是把野兔送到学校办公室的原因。乡下还有一个说法，做老师的嘴馋，不是干部，没有人请，又成天讲话，嘴巴里没有滋味。有了几次旁观别人杀野兔的经验，我也学会了杀野兔。先用小刀削开野兔嘴巴的皮，再用一根钉子把野兔的嘴巴钉在树上或者墙上，然后两只手的拇指食指分别捏住野兔嘴巴的皮往下拉，开始缓慢，等过了野兔脖子这个位置，一使劲，一块完整的野兔皮就脱落下来。这个时候，除了老师，学校已经没有学生。冬天的残阳并不如血，深褐色的野兔挂在树上，鲜血顺着躯体往下滴答。我有了一次亲自动手的经验，再也不敢做第二次。在深冬到来，当我看到打猎的人又提着一只野兔跑到办公室时，我借故回家了。我走出村口时，回头望望我背后的村庄。在这所学校代课结束后，还有其他代课机会，但我放弃了。在父母的坚持下，我准备集中精力复习迎考。为了生活，父母亲廉价卖掉了几根准备造房子用的屋梁，买主就是我代课的吴堡村上的一户人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返回与逃离（6）

我要告别这个村子，这所学校。这个学校的树上，曾经挂着一只野兔，我剥下了它的皮。还有一篮子鸡蛋，不是在讲坛上，而是压在我的胸口。

在那些苦闷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秋冬之间在棉花地里乱窜的野兔。我自己在地里拾棉花时，也曾经惊动过野兔。我觉得自己就像慌张的野兔，不知往哪里逃生。

我的心思在乱窜，尽管还在村中，但我的心思已经遥远。当今天在说着许多思念故乡的话题时，我知道自己其实不是在留恋故乡，而是在重新寻找我所希望的东西。这个“东西”因我的情绪而变化。思念是真实的，但也只是在思念之中。夸大了这样的思念，其实是虚伪的。我已经无法说清楚那个村庄是什么。在重新返回我生活的历史时，我只清楚地知道，我想离开它。

我向往南方。南方，实在是一个对我有诱惑的地方，因为我经验当中的幸福生活常常是与模糊的南方连在一起的。长江以南的南方太遥远和辽阔了，我的心思在江南一带。

所谓江南，我的见识抵达之处，只有浙江的杭州和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即便是这样几座城市，我多少年积累的印象也十分肤浅。对苏州的了解，除了园林丝绸这些常识外，就是“北兵营”，村上的不少人当兵都是在那个兵营生活、战斗的。后来我上了大学，特地从阊门走到那个叫“北兵营”的地方。这个兵营在苏州的城北，不远的西北处就是郊外，姑苏城外寒山寺。我的一个表伯父在大军过江的时候随部队到了苏州，这是我在苏州唯一的亲戚，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只是听他的母亲，我的大姑奶奶说起。等我后来到了苏州去见这位伯伯时，才知道他在苏州的吴县，要坐很久的公共汽车才能到他工作的单位，一家轧花厂。我是坐了公共汽车去的，这个厂当时效益还不错。我见到了伯父，他也很快识别出我，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