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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怎么教。”有些时候，那种执意在课堂上强调、灌输、酝酿、浸润的玩意儿，未必真能得到什么效果。

我女儿念过两个幼儿园，课堂上居然都教唐诗，不但教背，还教吟；不但吟，还要用方言吟；不但小班的妹妹学会了，她还教给了念一年级的哥哥。我自己为了进修认字，偶尔写些旧体诗，可是就怕我枯燥的解说挫折了孩子们对于古典的兴趣，所以从来不敢带着孩子读诗。有一回我儿子问我：“你写的平平仄仄平是不是就是妹妹唱的唐诗？”我想了半天，答称：“不是的，差得很远。”

“那你能不能写点好玩的？”他说，“像妹妹唱的一样好玩？”

接着兄妹俩来了一句：“公——鸡——缓——臭、屁！”

直到他们同声吟完了整首诗，我才知道，那是《登鹳鹊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趁机解释：“依”字和“入”字是动词，在前两句第三个字的位置。可是到了三、四句，动词跑到每句的第二个字“穷”和“上”了，是不是有上了一层楼的感觉呀？

他们一点儿兴趣都没有，只反复朗诵念着他们觉得好玩儿极了的一句，并且放声大笑：“公——鸡——缓——臭、屁！”

那是闽南语，意思是：“王之涣作品”。孩子们不要诗，他们要笑。你不能让他们笑，就不要给他们诗。诗，等他们老了，就回味过来了。我觉得幼儿园教对了，也并非因为那是“王之涣作品”，而是因为孩子们自己发现的“公鸡缓臭屁”。

8。城狐社鼠

有一天我练习毛笔字，想着当日的政治新闻，不觉写下“城狐社鼠”的字样，就顺便指给孩子们看这成语里的两种动物。不是为了教他们什么，而是我喜欢看他们从字里寻找实物特征的模样。然而说到孩子们写字，是会引人叹气的——

一个七岁的孩子能把字写得多么好？我所见者不多，就不能说了。但是相对而言，一个七岁的孩子能把字写得多么糟？我可是天天都在见识着的。有一回我实在忍不住，跟张容说：“你写的字，我真看不下去。”

他立刻回答：“我知道啊。”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老师也是这样说的。”

他的老师头一次撕他的作业本子的时候，我非常不谅解。担心这对他的信心会有很大的伤害——虽然直到此刻，我还不能确认那样一把撕掉好几张作业纸会是完全无害的——但是我相信另一端的论理更糟，而且伪善。一位知名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兼科普作品翻译者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大意是说，没有必要逼着孩子把字写好。她的理由很多，其中之一是“反正现在连手机按键都能输入中文了，何必还坚持手写文字呢？”

我之所以能拜读到她这种怪论，恰恰同撕作业本事件有关。当我向学校反映“老师不该撕学生本子”之后，学校教学辅导单位大概也觉得应该有另类的教学作为或想法来跟个别的老师沟通，于是发下了这样一篇文字，让老师和家长都参考参考。可是当我读完了这篇大作之后，反而吓得手脚发软了起来——直想在第一时间向我原先抗议的那位导师道歉。更不期然顶着科学研究之名的学者，对于教育松绑的实践，竟然已经到了这样令人发指的地步！

这让我想起来同一个逻辑之下的另一批人：人本教育基金会算是指标了，他们当道了这么些年，所搞的那一套，说穿了就是“不作为的随机应变”。这样的教育工作者先凝聚一批彼此也摸不清教育手段究竟伊于胡底的“清流”，大伙儿殊途同归地修理各式各样具有强制训练性质的教育传统和策略，反正打着“不打孩子”的大旗，就像是取得了进步潮流的尚方剑。如此，这批人士结合了种种具有时髦政治正确性的社会运动者，推广着一套大人发懒、小孩发呆的野放教育哲学，“森林小学”因之而流行了一整个学习世代，大约不能说没有发迹。

可是这种机制发展到后来，要不要卖教学产品呢？当然还是要的——恐怕这还是早就设计好的愿景呢！建构式数学教材卖翻了，孩子们的数学能力反而更加低落。家长们最困扰而不愿意面对的是，孩子成了肉票，家长当上肉头。那些个主张快乐学习的改革者全成了白痴教育的供货商，每隔一段时间还不忘了跑出来摘奸发伏，说某家某校又在打孩子。偏也就有主张鞭刑教育的混蛋，还真给这种单位提拨媒体曝光的机会。

这就是“城狐社鼠”。表面上说，是借着权势为非作歹的官僚或贵戚，人们投鼠忌器，也就纵容无已。更深微的一点是，这些混蛋所倚仗的城、社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