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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并发还所抢走的法器、赔礼认错。他希望我到南京去帮他探询一下，是否能早点得到满意的答复，他在班禅面前也好得到信任。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2）

我拿着他的信去南京，向戴笠说明了徐的要求，戴笠还没等我讲完，就说他早知道了，现正由宪兵司令部向蒋介石报告中，不知道如何处理。他还说这种事我们管不了，一定要由蒋介石决定。我只好回上海。隔了一些时候，我托人去打听，仍没听说有明令惩办肇事者的消息。据说，当地军阀坚决否认此事为其部下所为，结果是一拖了事。不久，徐远举又来信说班禅已死在玉树，他已接到去西昌委员长行辕调查课工作的命令，等到西昌后再给我写信。

西昌行辕

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是他的湖北同乡，对他非常器重。他曾来信说戴笠、张笃伦对他的知遇之恩，使他终生难忘。西昌行辕调查课课长以前是由副课长徐昭骏代理，徐后来当了西康省政府委员，张笃伦便让他代理课长。按一般常规，不先征得戴笠的同意，戴不但不会同意，还得把他派的人调回来给以处分，怕他派的人被别人收买了，以后不再听他的话。这次因徐系他的学生，所以戴笠同意了张笃伦的意见。

徐在西昌期间，工作十分认真。其主要任务是了解西康地方势力与民主人士的活动情况，向戴笠报告。西康的一些军政头头们爱赌钱、打牌，徐是此中老手。通过这些活动，他很快结识了不少地方势力的中层骨干，帮助他们走私鸦片烟，贩卖枪支弹药。他后来告诉我，这些事因为不会影响到蒋介石集团的根本利益，张笃伦和戴笠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闹得太大，便不去过问，还可以拉拢地方势力，使他们不搞反蒋活动。

抗日战争发生后，我的行踪不定，彼此的联系少了。1941年冬，我刚刚从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下来，随戴笠去成都，住在金河街戴笠的寓所。有天传达人员告诉我说，有个叫徐远举的要求见戴笠，我马上跑出去接他。两人一见，高兴异常，除互道别后情况外，我问他为什么前天戴笠召集军统骨干开会他没有来。他说因为去自贡和内江联系工作，今天才赶回来，所以那天没能来开会。他告诉我，他当时的职务是国家总动员会成都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我的职务未定，他说最好到成都工作，那里的气候比重庆好得多。我因不敢向戴笠提这种事，只说一切听从安排，能在成都更好。

在军统本部

1942年，我被任为军统局总务处长，徐远举赶到重庆为我祝贺，我说从此天天和戴笠在一起，保不定哪天办错了事而坐牢，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他却认为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先在戴笠身边工作一段时间，再调出去就方便多了。他非常希望有天也能调到军统局局本部工作，要我看机会帮他一下。我说情况还不熟悉，他说不要过急，有机会就顺便提一下。

1943年下半年，军统局第三处处长徐业道升为国家总动员会军法监，遗缺由程一鸣继任，还缺少副处长。这个处是主管行动工作的，即搞暗杀、绑票、破坏、拘捕等等。我过去曾长期从事这方面的活动，所以我虽担任的是总务处长，但这个处有什么重大活动，戴笠和毛人凤都让我参加。我当时也希望调任该处处长，但戴笠不同意。这时因该处正物色副处长，我便提出了徐远举。前一天晚上，我还向主管人事的龚仙舫提过，他也同意。这时戴笠一听我提到徐，便问龚仙舫，还有更适合的人没有？龚比较灵活，只说一时还想不起更适合的人，不妨先让徐远举试试，他可能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戴笠当场没有痛快答应，只把头点了点。于是我又去请毛人凤提，还找程一鸣去说说。

大约过了10来天，龚仙舫才在晚上睡觉时告诉我，徐调第三处副处长已批准了。当时我和龚的宿舍都在军统会客的漱庐，两人是对面房间，有许多事都是在睡觉时谈一下，一到早上我便先走了。我听到后马上挂长途电话到成都，告诉了徐远举，他非常高兴。不久，徐就来到了局本部，但仅担任第三处副处长半年多，就与处长程一鸣吵过好几次嘴。其中吵得最凶的一次，是程一鸣因病没有上班，四川有一个县发现有中共地下党在活动，该县的军统请示可否秘密逮捕，徐便在请示报告上同意予以逮捕，结果主要人物跑了，只抓到一位刚参加工作的人员。程一鸣认为没有抓到主要人员，是批文时考虑不周到。徐一听很生气，顶了程几句，程更气恼，便骂了起来。徐也不客气地大嚷：“我不是叛徒，再想找我的麻烦，也不能说我包庇共产党。我是从特务处开始就参加工作的，不是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