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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踊跃。讲座结束后，争相合影者众。遗憾的是，我那一天的合影相片，不知何时无影无踪了。

四是李欧梵先生的。是一个冬天的夜晚，在新落成不久的理科教学楼一楼的某个大教室。由本系的陈平原教授担任主持。李欧梵先生其时是大名鼎鼎的哈佛教授，那天的讲座以老上海三十年代的月份牌为主要内容，放了许多幻灯片。当时，他那本后来反响很大的《上海摩登》大约已经完成英文稿。不过还在读本科的我并不清楚其治学理路，只留下一个文质彬彬的学者印象。更加意料不到的是，几年之后，我能和他在香港再会，并成为他的学生——许子东教授——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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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桂新：底气（3）

外校的学生常常跑到北大来追星。对于北大自己人来说，只要你有意，隔三差五总能见到各行各业的社会名流。见得多了，渐渐习以为常，在不断拓宽视野开阔心胸的同时，不知不觉间打破了偶像崇拜的心理，从而有意识地寻找自己的定位。北大精彩纷呈的校园文化对学生的熏陶，这一点应是最大的功用之一。

1998年5月4日，北大百年校庆的日子，空中微微飘着雨丝，我在微雨中沿着未名湖北岸散步。不经意间，一辆中巴无声地从身边驶去，车窗内一张熟悉的脸庞一闪而过。好几秒钟后，我才意识到，那是###总书记参加校庆来了。我一边想着刚才看得太不清楚，一边继续沿着湖边散步。

四

相对于这些不时光顾的外来名人，北大校内则是名师荟萃，文采风流。“漂亮的女生”无时不有，而“白发的先生”更是北大的价值所在，可遇而不可求。予生也晚，进入北大已是二十世纪末，前辈师长津津乐道的一些“北大旧事”——诸如在王瑶先生的烟斗熏陶中增长学问，在未名湖畔追随宗白华先生进行“美学散步”，在大礼堂前将时任副校长的文化泰斗季羡林先生当作校工、让其帮忙看管行李等——已无由得见，只能从口耳相传的各类轶闻中怀想当年。经历过五四时代的老先生们大多仙逝，王力、吴组缃等教授都只闻其名了；硕果仅存的几位也早已远离课堂，深居简出，轻易不得相见。

当然，真要想见这些“活着的传奇”也不难。以个人名义请教学问、以社团名义邀请讲座、以学生组织名义请求题词或赠送礼物等，都是正当理由。不过，多数学生内心不愿意去打扰这些老人，尤其是当知道他们仍然很忙或身体不佳的时候。此外，心里必然也含有几分敬畏。

燕园的西南角有一片独立的世界，一片面积不大的地方，四周有围墙，里面安安静静，林木葱茏，稀稀落落散布着几栋双层小楼。这便是燕南园，一个园中之园。住在园子里的，是少数几位教授中的教授，年纪和声望都很高，譬如有中文系退休教授林庚先生，一个充满童心的学者诗人，三十年代即已成名，从事研究过程中，将盛唐诗歌的风格特色高度提炼为“盛唐气象”和“少年精神”两个精辟传神的短语。我认真读过林庚先生的部分诗歌，用心体会其中情怀，但从未想到登门求教。事实上，直到研究生毕业，我从未进入这个园子，从未搅扰过它的安宁。只是一年一度春秋，路过的时候，常常去看那伸出墙外怒放的红花，以及秋风中摇曳的劲草。

“那个某某是你们学校的吧？”常常有人这样问我。“是的。”我说。“你见过他吗？”人家再问。“没有。”我老老实实。“很有名啊，怎么不去见呢？”对方有点惋惜了。“没什么事。”我说。“嗯？”疑惑不解的神情。“嗯。”见怪不怪的淡然。

知情者会说我不懂得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当年要是多去拜访一些人，拍个合影，留个谈话记录，以后出本书不是很容易吗？是的，离开学校后，心中也有些遗憾，不过全然不悔。

最善于利用北大资源的，往往是一些北大的边缘人。这批人跑到北大听过几场讲座，加入过学生组织，有事没事到校园里晃荡，逮住名人就合影，有的还索取过名人手札，自居名教授的非正式弟子。这以后，他们就开始谈论北大了，大谈特谈，从历史到文化，从传统到现实，从精神到学术。当然，其中必然抬出北大某某名人，以作后盾。有的还创办所谓的文化公司，将“北大”二字镶嵌进公司名称。有的神通广大，不知怎么就和团委之类的搞上了关系，打着北大的旗号在外到处招摇。

须知，真正的北大人是不怎么谈北大的，更不会整日把北大挂在嘴上炫耀出身。鲁迅在北大任教有年，却“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只是当北大二十七周年纪念之时，在学生会的力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