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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革”，我们农民一直是这种态度。1966年底，姐姐出嫁，父亲让我“下学”挣工分。从上海串连回来我就回乡劳动了。“文革”留给我在生产大队的记忆，是有人贴过公社干部几张大字报；搞了一段时间的“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中共“九大”前后生产大队里搞过一两次游行喊口号；“知识青年”下乡，我们公社来了一伙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会唱情歌，“好吃懒做”的武钢子弟，县里可以拿他们的招工招生换钢材、化肥，有实权的干部可以把子女搭便车招进城……如此而已。1967年听说武汉有两大派系，什么“百万雄师”对“钢工总”和“钢九一三”，打得很凶很热闹。那是他们的事。不上班、武斗，照样有粮票有工资，“吃饱了撑的”。我们农民不干活谁管饭？工分少了“超支”，挨饿活该。

1973年夏季，我报名参加招生考试。即使没有“白卷英雄”张铁生捣乱，我也只能上中专。推荐与考试相结合，先定了我只能进中专组的考场，考得再好也不能上大学。尽管如此，沔师毕业后我已提前达到了大队民办小学一位老教师对我的祝福——暨为我提出的人生奋斗目标：1970年春我到大队小学任教后，他夸奖并勉励我说，“小鄢，好好干，以后有希望转公办教师，到公社教中学。”

直到1977年冬忽闻恢复高考之前，早已成年的我，对自己的人生一点规划都没有，甚至没有想过“人生”之类虚浮的词语；如果讲到“人生观”、“世界观”之类大词，也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套话而已。

奇怪，我当时怎么就一点政治抱负也没有？压根儿没有想过当教育局长、县委书记之类领导，甚至连当校长的野心也没有。我真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只想本本分分把自己当前在干的那一份活干好，对得起良心、不让人瞧不起。至于前程，不勉强自己，也不指望别人，走一步，看一步，“人往高处走”就是了。

当时的我，说是“多么好的群众”也罢，说是“麻木冷漠素质低”也罢，反正是知足认命、任劳任怨的“沉默的大多数”之一。但这并不表示我们这些“农民”就没有自己的想法。

鄢烈山　憧憬是照亮心空的太阳（2）

我是1958年记事并于那年秋季上学的。记得我们一帮小孩特别起劲地传唱一些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童谣。其中一首是这样的：“天上的星颗颗黄，队长要我卖余粮，卖了余粮吃食堂。站着吃，睡着想，没有吃的找队长。　队长把眼睛一眯，——找书记；书记把眼睛一鼓，——找政府；政府把门一关——搞单干！”这样的童谣也不知是哪家的大人编的。若是那时的农民有手机，会用、且舍得花钱发短信，想必也会“段子”满天飞的。上述童谣的流传表明，不待大人物们发明“三自一包”，也不待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人们“发起”包产到户，农民中早就不乏陕西农民杨伟名那样的干部群众，早就希望“搞单干”。只是历史和现实教他们记住了“胳膊拗不过大腿”这条祖训，能忍就忍罢了。

1976年的我，还真以为“公社是棵长青藤”呢。虽然挨了那么多年饿，何尝想像过人民公社制度会一朝土崩瓦解？更不曾想像过改革开放、自主择业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今天的我，痛感自己学养不足，好多必读的书没有读，只恨分身无术，不能一变三，读书不耽误上班和写作。有时候不免自问：年轻时有时间有精力为什么没有用来读书呢？

不能将一切都诿过于“文革”十年。1973年9月上中师之前在乡下且不论；念中师之后，如果自己渴望读书，还是有不少书可读的。至少，马恩全集、列宁全集、鲁迅全集是可以借阅的。杨小凯、金敬迈不就是在监狱里熟读《资本论》的吗？老实说，《鲁迅全集》我是1978年上大学中文系之后才匆匆翻阅一遍的，《资本论》迄今没读过（现在是想读，心静不下来了）。这些书当时若读熟了，今天仍然是一种有用的文化储备呀。

似乎也不能说自己没有求知欲望和对于知识的好奇心。在民办小学教书时，我借来“文革”前和“文革”中的两种高中数学课本自学；读中师时从老师和同学手上辗转借来莎士比亚的两个剧本偷偷地读，被　M　同学揭发，相关一串人都受到校方大会批评……

自己为什么就没有珍惜青春，抓住一切机会汲取精神营养呢？想想，还是诸葛亮的《诫子书》说得好：“非学无以广才”，而“非志无以成学”。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最缺的就是“志”：我要学那么多做什么，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