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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简单是美，是本事。这样效率高，能减少浪费。这与我性格有关。做人和做学问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一致的。

假如我的研究一直局限在美国外交、美国对华战略、亚太战略、中美关系，而不涉及别的，那么，我恐怕就一直还是现实主义。老在这一个领域内就跳不出这个思维上的框架。这些转变对我从事美国问题研究、战略研究影响非常大。这里就涉及怎么看待美国，怎么看待战略，怎么看待现实。理论都是解释现实的，掌握的合理理论越广大，思维的层面越宽，也就越可以把现实的具体问题看得准，在更广阔的层面上，这有助于我们在全局中更好地把握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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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　留学的迷思（1）

杨继，1973年生，北京大学文学学士、清华大学法学硕士、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Dr。　iur。）。1997年至2001年在北京新东方学校讲授留学英语，并创办新东方德、法、日语培训，培训学员数十万人。2001年7月至2004年1月任新东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并从事留学咨询业务。2002年赴德攻读博士学位，并获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全额奖学金，2004年11月获得德国法学博士学位，其后任教于清华大学法学院。由于其独特经历，著述也分为法学研究、外语教学、留学与海外生活三大类，如《股份公司代表人制度研究》（德文，在德国出版）、《德国商法》（译著）、《GMAT阅读精解》、《GRE阅读剖析和全真题解读》、《踏上滑板去留学系列》（分为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六分册）、《在思想的国度遨游——德国留学全攻略》等等，并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不经意间，我们这些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人，似乎也有了平静地检视自己思想的习惯，姑且可以看作是对已逝去的躁动青春时代的一个逆反吧。德国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说：“普通人从不同角度进行的思想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来源”。我们这些不定型的思考，正好可以作为历史的真实记录，成为将来批判与反思的对象，为我们这些普通百姓的思维——其学术名称叫“民间思想”——立一存照。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一代相当多的读书人极为重要的一段人生历程——留学，从这场大潮的萌动到狂热、再到退潮与冷静，不管是梦断留学路的、浅尝辄止的、十年寒窗的、还是步入辉煌的，由于本人的特殊履历，实在是见得太多，而由于尚未麻木的青年人的情绪，我又无法将这些经历都平淡对待、泰然处之，只好借曹保印先生主编的这部鸿篇巨制的一席之地，把它们记录下来吧。

一

留学之制，虽古已有之，但我中华自古上方大国，有何必要向蛮夷番邦虚心求教？因此，三千多年来，但闻四周各色国家和部族的留学生到中土学习，其中还产生了不少古代的国际友谊佳话，而中原人向外求学，除了中世纪虔诚的佛教徒矢志西行外，还真是罕有记载。国人大规模地留学东西洋各国，最早起自19世纪中后期，于20世纪初达到一个高潮。这批留学人员大多在国内有着殷实的家境和背景，毕业回国后，多成为我国各学科领域的奠基人和引路人。有趣的是，这些留洋回来的人，尽管在生活习惯、衣装举止上难免西化，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对中国传统道德操守的坚持，却丝毫未见减弱，甚至比未曾留洋的土产精英尤甚。

20世纪50年代，我国又向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派出了大批留学生，从中也培养了不少国之栋梁。但当时主要是派遣理工科学生，功利性较强，更由于这些留学目的国本身的局限，这批留学人员对国民思想与民族精神的贡献不大，他们自身的命运轨迹也较少通过留学而得以改变。

待到我初记事的80年代初期，中国大学毕业生里又兴起了第三次留学的高潮。这次留学大潮持续了近十年，到80年代末才有所回落。当年大学里的“托派”无论是抱着“礼失，求诸野”的雄心，还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坚定，都毅然决然地踏上了遥远而陌生的异域。他们的留学环境比之一二十年后的我们，要艰难很多，大部分人都没有全额奖学金，而中国居民的收入在那时又少得可怜。8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刚刚起步，欧美人很少把我们当回事，那时国内的普通人，无论在资讯上还是生活方式上，也与外面的世界格格不入。相当多的老留学生们都在走出国门的头几个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甚至血泪感觉到了祖国的真实形象和地位。我后来在新东方认识的几位###，大多在80年代中后期加入